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一个根源，在于经济服务化。从产业结构上看，经济服务化是全球经济活动的大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技术进步和收入弹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产业结构总是处于不断地调整变化之中。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排序从最初的“一、二、三”，转变为后来的“二、三、一”，再到如今的“三、二、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分别为3.91%、27.72%和68.37%，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倾向十分明显。毋庸置疑，经济服务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规律。然而，经济服务化也蕴藏着一系列潜在的经济风险，对企业和居民的收支行为构成了挑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经济服务化诱导生产率增速进入下降通道

　　在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流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工业化阶段，生产要素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在就业、产值和利润等方面所占比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服务化阶段，生产要素则主要是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深究下去，生产要素的流向变化又引发了经济增长的“潮起潮落”。现代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二产业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慢。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化阶段，生产要素是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全社会的生产率增速由此进入了上升通道，经济增长出现的是“结构性加速”;在服务化阶段，生产要素则是从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全社会的生产率增速由此进入了下降通道，经济增长出现的是“结构性减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服务业占比与生产率增速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前者越高，则后者越低。

　　经济服务化推动生产成本进入上升通道

　　虽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技术进步速度上的差异较大，但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两者面临的工资率、利息率等生产成本及其增速大致相当。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单位产出的成本与生产率可以保持同步增长，而第三产业单位产出的成本增速将大大快于生产率增速，收支压力较大。如此，服务业必然通过更快地提高产出价格的办法来转嫁成本。在一些细分服务行业中(如医疗、教育等)，产品极其缺乏需求价格弹性，价格虽然不断上涨，但销量并不会出现明显下降，消费者的总支出将不断地向这些部门倾斜。总而言之，如同鲍莫尔在“成本病”理论中述及的那样，服务业虽然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成本上升较快，随着服务业占比日渐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单位产出成本便不断增加。简言之，经济服务化使得整个经济系统的支出扩张速度快于收入汲取速度。由此，一系列次生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比如，企业资本储备下降，更加依赖于外部融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次级贷等现象抬头，等等。

　　服务业发展须有先进制造业来支撑

　　近年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为经济转型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服务业产值占比在“十二五”末期历史性地攀升至50.4%，首次擎起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就业占比增加到42.4%，比“十二五”规划目标还高出3.8%，就业“压舱石”作用越发显现。当然，欣喜之下亦有隐忧：服务业产值和就业占比在“十五”期间年均增加0.30%和0.78%，在“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加0.56%和0.64%，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加1.26%和1.56%，其中在2014年和2015年年均增加1.85%和1.95%。服务业比重加速上升，既反映了产业的主动调整，同时也折射了制造业的失速下滑。实际上，服务业内部的细分行业生产率也有高低之分，服务业从低端走向高端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高端服务业并非空穴来风，其与先进制造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制造业服务化”越发明朗的趋势下，制造业的品质决定了服务业的层次。环顾世界，德国经济之所以还能够在全球债务泛滥背景下巍然屹立，除了靠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紧缩派”做法，更关键的是在于其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尤其坚实的先进制造业。

　　重塑经济增长动力要发现新的比较优势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相对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上的比较优势日益显现。中国高等教育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理工科学生)以百万计，十年就以千万计。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群体，足以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格局，是中国经济新的比较优势。当前，如何把相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加强和改善预期引导。一是管住货币，提高和改进金融监管能力，大力抑制资产泡沫，根本扭转房价上涨预期，切实有效地把流动性从虚拟经济引到实体经济中去。二是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抓住了新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必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