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体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环境，实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保证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稳步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颇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

　　●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

　　“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的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转向国外，这又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工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于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效率都难以提升，出现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

　　中国实体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环境，实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保证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稳步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颇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

　　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不但有利于扭转我国经济中的“实虚失衡”问题，而且事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质量决定了

　　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黄群慧表示，“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企业和产业等所具有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

　　提高供给要素质量，意味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物质资本更新换代、更多高新技术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就是提高产品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需要的程度、提高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适应消费升级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等方面的内涵。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依靠供给要素数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现在更多地需要通过创新改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黄群慧进一步指出，实体经济是供给体系的主体内容。判断是否是实体经济的关键标准在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直接改善了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推进，制造业的“制成品”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存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类步入工业社会，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因此，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高，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扭转“实虚失衡”

　　亟须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黄群慧表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这些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供应体系质量不高，影响实体经济供求失衡，实体经济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资本开始“脱实入虚”，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或者在资本市场自我循环，追求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进一步形成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愈来愈大，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最终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宽口径计算，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从2011年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

　　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

　　黄群慧指出，“脱实向虚”问题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即“实虚失衡”。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业投资回报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第二，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基础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比例较低;第三，房地产合理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土地价格上涨过快;第四，经济金融化降低了实业投资率和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第五，实体企业综合税收负担较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

　　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工人亟待提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厂的机器人还比较缺乏，物质资本急需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

　　从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看，表现在产品供给质量上，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表现在企业供给质量上，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表现在产业供给质量上，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整体中占比还不够，在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

　　这种“脱实入虚”的失衡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会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的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转向国外，这又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工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于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效率都难以提升，出现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化”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效率问题，制造业和服务业形不成一个互相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机制，最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三个层面

　　着力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黄群慧建议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产品层面完善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

　　第一，在企业层面，处置“僵尸企业”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降低企业杠杆，政府向企业简政放权，提高实体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供给能力;重视发挥和调动企业家创新的作用。

　　“僵尸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不断“输血”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经济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活力，加剧了金融风险，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掣肘。因此，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成为我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和近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当前，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呈现出明显经济服务化趋势，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超越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经济“去实体化”的内在结构演进风险在不断加大。再加之中国实体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环境，实体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保证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稳步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颇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围绕降低实体企业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

　　第二，在产业层面，化解产能过剩与壮大新兴产业;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行动;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重视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从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培育技术创新生态。

　　一方面，“十三五”时期如何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要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互联+中国制造”，加快培育工业增长新动能。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制造业有了到2050年的发展蓝图，更在于描绘了中国未来整体经济增长“新发动机”，这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一个重大突破。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 ，都要注意把握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力度”和“协同度”。一是要坚决避免以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借口，进一步强化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从而影响良好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最终背离了《中国制造2025》的初衷;二是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协同性，尤其是警惕政府在房地产“去库存”过程中，因税收政策调整而刺激房价提升，进一步恶化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生态;三是注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推进产业政策从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向，转向普惠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取向，从而促进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逐步实现。当以“稳增长”为目的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以“调结构”为目标的竞争政策发生抵触时，一定要在决策价值观上倾斜竞争政策。

　　第三，从产品层面，重塑“工匠精神”，扎实提高产品质量。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制造强国。当前我国亟待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推进制造业发展战略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高质量“中国制造”的文化基础。在精益求精的精神驱动下，现代产业工人会锲而不舍追求技能的提升，从而促进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和质量完善。而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更加强调满足个性化、高品质消费，这更加需要弘扬“工匠精神”。因此，倡导“工匠精神”对于推进我国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黄群慧强调，中国还远没有到可以接受“脱实入虚”的“去工业化”阶段。快速的、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实体经济，但是也遗留下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亟待提升的重大问题。虽然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总量已经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

　　如果不能够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进而提高效率，那么中国可能会因过早地“去工业化”而最终无法实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国梦。而且在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还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的所带来的高端挤压及资源争夺压力。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制造业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竞争，是制造业发展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