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可帮助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但其实质性的推进，需通过改善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成本分担和红利共享机制来实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12月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公共治理”中指出。

　　在蔡昉看来，供给侧结构失衡是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城镇化的现行推进模式是供给侧结构失衡的因素之一。

　　有专家此前根据中国的人均GDP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在未来20年时间内保持8%的增长速度。

　　对于这种判断，蔡昉表示其计算方法并未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人均GDP计算，我们距离人口红利的消失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按照人口来计算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即‘未富先老’”，他表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领域，供给侧的改革应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充分的供给、资源重新配置，进而以提高生产率和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目标。

　　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农民工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这意味城镇已经没有能力保持劳动力的增长了。

　　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也体现在资本积累上。

　　对比此前的数据可以发现，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人群结构更年轻。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人口转移会改善城市劳动力的抚养比、提高其生产效率，更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同时，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和农村部门，转向了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改善了资源的配置。

　　“农民工大规模进城，是在改善城市的人力资本，我们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蔡昉表示。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为，到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60%，2030年达到70%。这样的发展速度对农民工有较高的依赖，需要每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000余万农民工。“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很难做到。”蔡昉指出。

　　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城镇化进程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其在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及消费能力方面将发挥极大作用。

　　但是，户籍改革部署多年以来，推进效果并不理想。

　　以2010年为例，新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有16%是本地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的人口增长都是从农村转过来的，其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农民工进城，他们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城市户口，这一部分占了26%。

　　与之相对应，真正实现异地转移且改变户籍的农民工数量仅为5%，其余部分大多是“就地城镇化”及“被城镇化”，即通过把户籍由县改为市、乡改为镇、村改为居委会的方式来实现统计口径上的人口城镇化。

　　但是，这些人没有改变职业，没有改变居住地，所以没有带来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仅仅只是带来了指标上的改变。

　　蔡昉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包括各方并未充分认识到户籍改革的红利;在地方政府看来，户籍改革的成本由自己承担，但改革红利却是全社会，并不一定被地方财政得到，导致其改革动机并不强烈。

　　蔡昉建议，应通过改善中央和地方的成本分担和红利共享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