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系列政策论文第534号CREATING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IN CHINA: LARGE-SCALE INTERNET PROTEST。作者童燕齐、雷少华系该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资料表明，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3.84亿，比2008年年底净增0.86亿。同期的互联网普及率则由22.6%升至28.9%，这意味着接近30%的中国人群已接入互联网。(世界平均值是25.6%。)同时，移动互联网用户由2008年的1.17亿翻番至2009年的2.33亿。有线网络与无线手机网络的结合从根本上加大了网络覆盖率。
人们现在可以在外出时仍然通过互联网通讯。使用手机作为终端使得一手信息（文字和图像）的传递变得更加快捷。互联网用户中有下至十岁以下的儿童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但用户主体仍集中在10至30岁。互联网用户的学历大多数为初中或高中。
从职业上看，互联网用户的最大两个群体是各占28%的学生和白领职工。自雇群体和无业群体则占据明显更小份额的三四位。
从互联网用户的年龄、教育和职业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互联网讨论参与者的构成。互联网舆论主要代表了年轻学生（大部分可能是高中）和白领职工的声音。自雇群体和无业群体也有较大比例。
大规模互联网群体性事件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给了亿万人一个宽广的公共空间来表达观点和交流即时的意见。普通人也因此得以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互联网促进了共识的达成，情绪的酝酿以及行动的迅速反应。因此近年来网络舆论团体实力大涨。这个新出现的舆论源已开始有力的影响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
这里讨论的大规模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指的是拥有过百万点击率的批评政府（包括政府官员）行为的网络讨论。大规模互联网群体性事件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数量明显上升。2009年的数量表明了网民对于网络日益见涨的依赖性与对于政府腐败猖獗和不当行为日益深化的社会沮丧情绪。
互联网抗议的发展
互联网抗议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数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抗议。通常的起因是某些事件在传统新闻媒体上的曝光。接着互联网为公共讨论提供网络空间。典型案例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与宝马事件。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一旦遭到传统媒体曝光，互联网上的论坛就马上爆发出激烈的讨论。最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迫使中央政府采取行动。
第二个阶段是主动抗议。传统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公共开放的互联网成为独立消息来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05年南京市区中心的搬迁事件。一个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网络上发布了地方政府正在损毁历史遗迹的消息，这最终导致了互联网抗议运动。
当下的阶段可以称为互动性抗议。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互相提供新闻线索并建立起新闻事件的舆论。一方初始报道，另一方中途加入，互相促进使得舆论升级。这已经成为互联网对公共事务影响的主要模式。记者与电视主持人经常上网搜寻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互联网意见领袖们也乐意给报纸写专栏或者给电视台录制节目。
例如2009年10月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为了清理无证出租车，便衣警察假扮成乘客诱骗私家车司机载客。一个被钓的受害者在网上发布了抗议贴。互动过程很快就行成了一次舆论风暴，迫使政府部门公开道歉。
网络监督政府行为的类型
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职能是对政府的不当行为发起道德运动。特别地，这些运动可以被分为几种类型：曝光腐败案件，监督官员行为，影响司法过程，促进政策调整。
曝光腐败案件
腐败是隐蔽的。而互联网让更多人能够监督政府官员，并提供曝光腐败行为的渠道。2008年12月，网民从电视节目中发现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佩戴价值十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抽极其昂贵的香烟，按理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远非其所能负担的。视频和照片在网上流传，给南京市政府带来了巨大舆论压力。市纪委不得不开展调查，发现周确实收取巨额贿赂。其后周被逮捕。
监督政府行为
同样，政府官员的行为和言论都被紧密审视。不当行为或者口误将很快在网上散播开来。2008年11月，几份关于江西，浙江，江苏的地方政府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文件被传播到网上。网络民意的压力促使官方开始调查，并处罚了相关官员。中央政府也通过了收回地方政府关于这类出国考察的审批权的新规定。
2009年6月，郑州市规划局局长逯军在回答电台关于本该建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建起豪华别墅的问题时反驳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他的评论引起了网络上的轩然大波。郑州市政府被迫将逯军停职。
影响司法过程
2009年2月，陕西省丹凤县警方因其女友死亡逮捕了一名高中生。这名嫌疑犯在审讯过程中死去。网络民意压力导致涉案警察被捕，并在迅速审判后全部获一至两年有期徒刑。
2009 年5月，卡拉OK店服务员邓玉娇将强行要求她提供性服务的三名当地官员之一刺死。她因涉嫌过失杀人罪被逮捕。当新闻在网上被公布时，所有的回贴一致支持邓玉娇，好像她是个民族英雄。网络的暴怒导致了速判，邓玉娇被释放。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网络一边倒的支持，邓班娇将不得不在监狱里了却余生。
促进政策调整
个案可导致某些官员的下台。更持续且实质性的影响则来自于制度的改革。一些大规模的互联网群体事件达到了这类目标。典型案例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一名湖北学生在广州找工作时因没有暂住证被送到拘留所。其后他被狱友打死。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热议无法获得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困境和由来已久的不平等的收容遣返制度。这个制度不久即被废除。
2009年发生了两起监狱事件。一起事件是一名囚犯被狱友杀死，另一起事件是前面提及的嫌犯在警察审讯时死亡。两者都引发了激烈的网络反应，尤其是前者的监狱方开始声称死者是在与狱友玩躲猫猫时死的。"躲猫猫"于是成为网上最流行的讽刺性短语之一。在舆论压力之下，涉案警察接受了刑事处分。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开始对监狱制度进行大改和调查制度性警察虐待问题。
为了加强互联网控制，工信部宣布从2009年7月1日起，所有在中国销售的个人电脑须安装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互联网用户联合起来对抗这一要求并最终迫使此倡议无限期暂缓。
政府反应
互联网大规模抗议能起到公共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如果意见仅在网络上发声而不进入现实生活，那么除少数异议案例外，政府将不能动用现实力量打压。在很多情况下，大规模的舆论有效地迫使政府调整了政策。
在24起大规模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中，22起的相关官员最终受到了处罚。有效率高达90%。其中19起中的政府官员被革职，逮捕或是判刑。4起导致了现行政策的废除或制度的大改或是新政策的实施。高有效率或许是由舆论压力规模上的选择效应导致的。（译注：只有大规模的才会有效，无效的通常也不会达到大规模）稳定是政府方面在权衡中考虑的重要因素。
有两起互联网抗议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一起是北京大学2004年的电子布告栏系统（BBS）的关闭，政府直接无视了所有关于关闭的不满。另一起被无视的案例是一张被称作重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这一事件没有给政府行为以足够的压力，尽管网上吵得火热，但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各级政府也从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事件中，当地政府对于网络的曝光与讨论毫不知情。直到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促使中央政府派出调查组，这些官员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在网上"红"了很长时间。
政府已经能对互联网抗议作出迅速反应。2009年10月7日，"最牛团长夫人"在网络上曝光。据报道，在被要求不要触摸展品时，她打了一名敦煌博物馆工作人员。10月10 日，她丈夫所在单位新疆建筑集团的领导指示开始调查并与网民们沟通。10月12日，事件仅发生5天后，团长被降职。
政府不光对网络舆论迅速反应，而且开始主动使用网络作为与社会交流的平台。自2006年以来，大型政策与立法开始在网上公布并征求公共意见。此事反响十分强烈。劳动合同法草案有1.7亿在线回复，政府组织了二十多人对其进行处理。
另一例，北京市政府已成立每日收集并总结对当地政府机构的网络投诉的办公室。一旦投诉被核实，相关政府机构或官员将被追究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仍然对互联网进行全面和先进的控制。数以千记的网警被分派监视网络上与颠覆有关的敏感词和材料。网络社区的版主如果看到讨论可能转为恶性也会极时锁贴。即使有这些审查或者自我审查，大规模互联网群体事件仍然会因强烈的道德吸引力持续爆发。
面临的挑战
网络舆论将可能在公共决策中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政府对于网络舆论曝光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反应能够维持该政权尤为看重的社会稳定。
同时，政府需要认识到网络意见通常是情绪的宣泄。网民们不会考虑他们的要求是否合法，或者是否符合正当程序。政府应建立稳定与一致的程序制度并去遵守它，而不是简单的迎合公众道德观，这一点非常重要。
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起因是对各级政府的不信任。现在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你是一个官员，那么你肯定是腐败的，如果你是富人，那么你的财富肯定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由于有这样的成见，冲动判断取代了理性思考。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提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准。
网络产生即时巨大的网络舆论压力的能力让社会能够抗议政府的不当行为。同时，互联网也使得国家掌握民意并作出适当的政策调整。
过滤敏感词和封禁网站这些严苛限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让人们必须用自行创造的代码表示"共产党"或"解放军"更是滑稽而令人无语。
一个更有效的对抗不利意见的方法是塑造自己的意见领袖，使之参与网络讨论和辩论，通过理性说理而不是禁止一切来影响公共意见。掩耳盗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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