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说礼教杀人，半个多世纪之后，江青张大其说，声称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将礼直接等同于奴隶制，这是江青为了打倒孔子而编造的谎言，不可不辩论清楚。
“克己复礼”一词，出自《论语》的《颜渊》篇。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行为，让它回复到礼，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大家都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都归于仁了。所以说，做一个仁者，是要靠自己的，与别人有什么相干呢？颜渊听后，希望孔子再说一说克己复礼的细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说，不符合礼的事情，连看都不要去看。孔子的这些话，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就会明白当年的批判，是何等地不讲道理。人人懂得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不出格，难道不好吗？这里哪有复辟奴隶制的意思？难道是“瘌痢头打伞，无法无天”才好吗？
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奴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用活人殉葬。这种现象在商代很盛行，但西周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出现，并且日益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殉葬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了，即使出现了，也会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于是，有些贵族就改用木俑殉葬。相比于用活人殉葬，这种做法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即便如此，孔子也不能容忍，他愤愤批评那些“始作俑者”，也就是发明木俑的人，说：“其无后乎！”意思是说这家伙应该断子绝孙吧！孔子反对人殉，是“仁者爱人”的表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和人类的良知，如此宽厚的仁者，怎么会喜欢奴隶制？
可以证明孔子的仁爱之心的，还有《礼记·檀弓下》里的“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从泰山侧走过，听到一位妇人在墓旁哭泣、哀伤，孔子在车上听到了，便让子路上前询问。子路说：“听到你的哭声，好像是有特别伤心的事吧？”妇人回答说：“这里有老虎出没，先是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吃了。如今，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感到奇怪，说：“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一家人为了躲避苛政，宁可死于猛虎。孔子听后，感慨地对子路说：“年轻人要记住啊，苛政猛於虎也。”孔子对苛政都如此深恶痛绝，怎么会去号召大家杀人呢？
有学生对我说：“西周是奴隶制，孔子希望恢复西周的典制，这不就是复辟奴隶制吗？”这位学生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不了解古史分期的情况。西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因此，不能把西周制度等同于奴隶制度。二是没有读过儒家的文献。所以，我回答他说：“建议你回去读读《礼记》，这是了解儒家礼学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你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儒家试图复辟奴隶制的证据，请你告诉我。”《礼记》不仅不能为他找出一条证据，相反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反证。下面我们仅就《礼记·檀弓》篇所见，再举一些例子：
齐国的大夫陈子车客死于卫国，他的妻子和家宰商量后，准备用活人来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制止他的嫂子和家宰的计划，陈子亢对他俩说：“如果必须要用活人为我兄殉葬的话，那么，你们二位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子车之妻和家宰不得不罢休。
此外，陈乾昔在临终之前，要求他的儿子为他做一口大棺材，要求将来让他的两个婢子一左一右地在他身边殉葬。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
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反对殉葬的，反对的理由完全一样：“以殉葬，非礼也！”认为殉葬是不符合礼的，绝对不可以去做。礼学家反对殉葬的立场，是如此的鲜明。吴虞这些人都是从旧学出来的，不会没读过《礼记》。因此，他们对礼的抨击，让人非常地惊讶。
不仅如此，凡是残害无辜的不人道行为，也都在儒家的反对之列，《礼记》中相关的记载也相当之多：
某年，鲁国发生大旱，鲁穆公准备将国中的尪者抓来暴晒。所谓“尪者”，是指某些鼻孔朝天的人。古代有人认为，天大旱的原因，是上天怕雨水会灌到他们的鼻子里面。县子听说后坚决反对，说：“因天旱不雨而惩罚残疾人，未免太过残忍，断然不能这样做。”于是，鲁穆公说：“那就不晒尪者了，改晒巫婆吧！”县子认为，这同样是迂阔之举，依然不可。鲁穆公无奈，最后提出迁徙大的集市，县子这才表示同意。
某年，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入侵陈国，他们砍伐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所到之处，表现非常恶劣。吴军回国时，陈国的太宰噽奉命前往送行。夫差自以为得胜而归，声名显赫，要太宰噽评价吴军的“军声”。太宰噽说：“自古以来，攻伐有罪之国的仁义之师，都不会去砍伐该国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也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者，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贵军连病人都杀，所以，可以称你们为‘杀害病人之师’。”夫差说：“如果我们归还你们土地，释放俘虏，你又将如何称呼我的军队？”太宰噽说：“君王讨伐敝国犯下的罪行，但又怜悯我们而赦免之，还愁没有好的军声吗？”
《礼记·檀弓》里的这两个例子，让我们走进了仁者的视野，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礼家是把仁爱作为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人怎么会去吃人，怎么会去复辟奴隶制？
古人把合于理的制度称为“礼制”。《左传》上有许多“君子曰”，都是一些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品评历史的话语。他们总是用“礼也”，或者“非礼也”来做评定。所谓“礼也”，就是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非礼也”就是不符合天理或者道德的做法。以前，我们常常有一种成见，认为礼不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是，我们一条一条去查看这些评语前面的史事，就会发现恰恰相反，其中大量的评语是批评执政者的。例如，鲁隐公五年，作为国君的隱公，居然要到棠这个地方去看人打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先祖相传的制度，国君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可以放下该做的事不做，而去看打鱼呢？隱公不听，还是去了。结果史官就用“公矢鱼于棠”这五个字记录在案，作为警示。《左传》用“非礼也”作为对这件事的评语。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根据春秋时期的礼制，诸侯宫庙的楹柱不施油漆，椽子不加雕刻。可是鲁庄公为了迎娶夫人哀姜，先是“丹桓宮之楹”，就是把桓公之庙的楹柱都刷成了红色。接着又“刻桓宮桷”，就要雕镂桓公之庙的椽子。大夫御孙劝諫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鲁国的先君都有共德，而您居然做这种大恶之事，这恐怕不妥吧？御孙这句话里面的“共”，是“洪”的假借字，洪是大的意思。。“德之共”，就是德之洪，是德里面的大者。而庄公的奢侈之举，正是“恶之大”者。所以，鲁国的史官把这两件事都记了下来。《左传》评论说，庄公做的这两件事“皆非礼也”。
当时的政治家谈到“礼”的时候，都是把道德作为它的注脚的，下面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说：“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把礼乐看作是“德之则”。《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把礼看作是推行政令的车子，而政令则是以身相守的道德原则，丢了就会出乱子。《左传》昭公二年，叔向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则礼与忠信、谦让又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从某种程度来说，礼就是为了情感而制作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例如，父母双亲去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还在，所以子女每逢季节转换，或者岁末的时候，应该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追思自己的亲人。祭祀的时候要诚敬，应该“事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样侍奉死去的亲人。所以《论语》上说，对待父母至亲，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为了培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
诸君臣之间虽无血肉关系，但长期共事，彼此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当一方死亡时，另一方在情感上有所表现，才是符合于礼的。晋国大夫智悼子（荀盈）死，尚未埋葬，晋平公即开怀饮酒，并命乐师师旷、近臣李调陪饮，又鼓钟助兴。杜蕢听说后，直接进入寝门、上堂，斟酒命师旷喝下，又斟酒命李调喝下，然后自饮一杯，下堂欲走。晋平公怪而问其故。杜蕢说：纣王死于甲子日，夏桀流放于乙卯日，后来的君王无不把甲子、乙卯作为忌日，不敢奏乐。此时，晋国大臣智悼子的灵柩尚停在堂上，悲痛远比甲子、乙卯之日为大。师旷身为晋国乐师，居然没有提醒国君，所以，我让他喝罚酒。而李调是国君的近臣，竟然贪此酒食而忘记国君的过错，所以也要喝罚酒。晋平公问：可你自己也喝了罚酒，这又为何？杜篑说：我不过是执掌膳食的宰夫，却超越职权，过问起国君的过失，所以也要受罚。于是，杜篑洗过酒爵，斟上酒，高高举起。晋平公惭愧无似，对左右侍者说：“将来我死后，一定不要废去这个酒爵，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后来，人们把宴会结束前的最后一次献酒称为“杜举”，即缘于此。
儒家主张，父子之情为人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应该超越政权、金钱等等。晋献公死时，重耳（即晋文公）正在国外流亡。秦穆公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建议他利用献公新亡，国中举丧的机会，回国夺取政权。重耳听从舅犯的意见，拒绝了秦穆公的建议，对使者说：“我长久逃亡在外，父亲去世而不能回国哭泣尽哀，哀恸无比，哪有心思去夺权？”说罢磕头触地，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也不与使者说私话。使者回国向秦穆公报告出使经过。秦穆公称赞重耳仁义，说：“重耳只磕头触地而不拜，说明他不敢以献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也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表明他对父亲的真挚情感。不与使者说私话，说明他没有趁丧夺权的念头。”
以上史事哪里有半点拥护奴隶制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