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三个代表”论文，2003年数千篇，2012年剩数十篇；写“科学发展观”，2009年近万篇，2012年剩千余篇；十八大后，写“美丽中国”论文从零升至过百。

　　2月，历史学者雷颐在微博上质疑国家课题的逻辑矛盾——“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其中有：西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研究。这就奇怪了，既然还没有研究，怎么就知道它本质‘虚伪’呢？既然知道它本质‘虚伪’了，为什么还要花纳税人的钱研究？”这条微博转发量很快过了万。

　　对社科界的部分悲观者而言，国家课题的申请就是一大坑。课题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都已经被规定好了，“挖好坑给你跳”。

　　有一批人长期迎合上面宣传，学界内部对这部分“搞意识形态的人”评价并不高。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是“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开炮批判，纯粹是拍马屁、跟风、蒙混经费，空洞又没有学理价值”。

　　对更多人而言，还是得有点学术旨趣的追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内人都有一套心知肚明的包装技巧和策略。

　　一、要与时俱进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也彰显了其“智库导向”。

　　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是：“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当然要紧跟十八大指导思想，”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两位首席专家杜艳华教授、李淑梅教授对记者坦言，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智库”性质，“希望对国家建设有参考价值。”

　　课题方向常会“跟风”。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40多万。

　　二、大项目少不了热点时事关键词

　　在这些指南中，有不少一眼看上去便是体现“宏大叙事、时事热点”的题目，往往还是重大项目，经费高达80万。此类项目一般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等，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

　　“紧跟时事政策”之风蔓延于整个社科领域。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发现：“三个代表”论文数从2003年的数千降至2012年的十位数；“科学发展观”论文数从2009年的近万骤减至2012年的千余；十八大后，“美丽中国”的论文数从零上升至过百。

　　但也有人提醒，纯粹为了迎合课题指南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比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必须承担一个风险：一旦你改变自己专长的申报领域，离开自己的圈子，日后在学术领域混的不确定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三、知道天花板在哪里

　　其中有不少迎合者很可能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这种‘自我设限’心理后果挺严重的。体制给你设的天花板是2米高，你不是姚明，你才1.7米，但你也弯着腰去做，这就不对了。”复旦研究政治学的一位学者说。

　　这位学者有自己的原则。“我没资格拿，给我我也不愿意做。贴标签并无任何学术意义。”他如此评论某项重大选题。

　　他也强调诉诸理性：“当下舆论氛围有些过度夸大体制的压迫性，学术问题始终要用学术标准看待，不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反感，‘中国梦’虽不是学术概念，但若研究跟‘中国梦’有关的社会流动，还是有学术价值的。”

　　四、题目需要一个好的包装

　　方法一是在题目上做包装。一位做“风险社会与媒体环境议题报道”相关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学者，在规定的国家课题指南中浏览，发现这个议题只得挂靠在“媒体报道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方向下。最后论文题目上也就突兀地冒出“科学发展观”一词。复旦的历史系教授姜鹏为同行感到无奈：“为什么一定要加呢？这不是很尴尬吗？”

　　另一种策略是，标书中用歌颂主旋律的话语，而实际的研究内容尽量依照学术标准。比如，在标书里面引用几句国家领导的讲话，能更好地说明选题重要性以及现实意义，对中标有帮助。

　　五、细节上注意政治正确

　　社科基金立项的标准中明确说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第一位要求。“问题是，正不正确的界限常是灰色地带，”有评审员告诉记者，在一次项目评审中，有的评审员会暗示某个研究有政治问题，“最后那位研究者连论文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字句斟酌是必要的，有些敏感用语得包装：研究“腐败”不行，要说“反腐败”；研究上访不行，要研究社会管理创新；“阶级”是不存在的，只有“阶层”；近两年，“市民社会”也偃旗息鼓了，开始用社会力量替代……

　　六、基调要一致

　　在申报国家课题时，浙江省社科院一位申请者遇到的尴尬是：他还没开始着手研究，研究的一部分结论似乎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一篇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因为此类题目的应用性较强，他上网搜索现有发展状况的相关资料，很快，他便咂摸出民政部的意思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这基调应该也是来自国家领导人的一句报告。”

　　再读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发现此前“学术大牛”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基调。“这个结论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令人唏嘘的是，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在思考之前，脑袋已经被框住了，很难有其他看法，不可能也不会跟既有基调反着干。他的做法是，先把研究做着，再像挤牙膏般挤出研究空间，去讨论“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优势”。

　　七、视名利为粪土等于放弃

　　对大部分圈内人而言，课题申请，是不得不趟的一摊浑水。谁都很难摆脱对名利的追求。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6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论文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每一年立项名单出来，各大高校都进行统计，“落后了便奋起直追”。

　　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标准是，讲师起码拿到一个省部级以上课题，才能擢升为副教授。

　　对博导来说，没课题就无法带博士生。“博导人数远超博士，学校只好制定这个规则。”有课题就有经费，“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

　　八、要广撒网并一石多鸟

　　从申课题这座独木桥上被甩落的可能性极高。以去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5243项，3291项立项，立项率为13%。“有一些人连续七八年都没评到，也就只能当一辈子讲师了。”

　　中标概率小，这事像买彩票，得多买几张，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有人“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有人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虽说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九、经验值可以花钱买

　　长达15页的申报表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你得绞尽脑汁把有限的平衡分配到各空格中，并娴熟使用官方话语体系博得评审青睐。买书、上课、网友是最常见的三种求救途径。

　　有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跟高校日渐冷清的学术类讲座相比，那些高校宣传部部长传授经验的课是人头攒动。“几乎所有年轻学者都会去，座无虚席。跟公务员、研究生考试一样，快成一有利可图的辅导行业了。”

　　各大高校论坛灌满了五花八门的秘籍和经验讨论。一位副教授求救：为赶评职称，希望一年内结项，这样是否会让评委印象不佳？

　　十、动用“其他手段”

　　暨南大学一位教授被评为博导后，经常有圈内人过来“打打招呼”。待他告知对方自己并非课题申请的匿名评审员，对方皆面露尴尬。一些高校有这样的说法：“课题评审就是评委之间的分赃，就是搞平衡，就是相互照顾。”

　　“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社论在国内掀起热议——该文由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前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

　　申请者还是担心“攻关”的存在。网上一份传授秘籍帖子里，最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十一、发票是一门生意

　　这位暨大教授说起严苛死板的报销制度，哭笑不得。第一次报销课题费用时，对方说：“网络费不能报。”他解释：“现在搞学术怎么能不上网呢？”对方回：“谁知道你上网干吗了。”

　　校园里卖发票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教授们的邮箱里塞满了吆喝着卖发票的邮件。来自人大经济论坛的一个帖子问，2年里面要报销24万（平均1个月报销1万），目前4个月只筹集到1万元的发票，进度太慢了，怎么办？请有经验的提供些招数。网友们纷纷支出“犯罪手段”：找朋友开会，最容易报批；尤其是国外的，机票最值钱；利用学生的卡套出劳务费；搜集车票，油票最好搜；山寨专家咨询表；购置苹果电脑；实在不行，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