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皇帝的权力，在当时不仅没有被批判过，还几乎是被千篇一律的、小心翼翼的吹捧着。在20世纪里，相继出现的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在两者为了夺取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军事斗争过程中，彼此进行着政治理想、思想宣传和文化战线等诸多方面的相互批判和交锋，但是，唯一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完成的政治任务——为中国社会建立起“宪政”体制，却没有能够自觉地去做并且一拖再拖。20世纪百年的政党之争，几乎等于使中华民族浪费了百年时光，为害更深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通过军事战争进行的国家政权之争，对人民生活和文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这有我们今天看到的20世纪历史为证。

　　1949年10月后，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陷入了一次次的愚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中。直到1976年9月随着毛泽东的死去，长达十年之久的万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告结束，之后，中国人又经过了两年左右的痛苦思考，终于通过共产党的11届3中全会，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然而，直到现在，在中国大陆，虽然个人崇拜已经毫无市场，但是政党仍然没有走下神坛。

　　“官本位”、权力中心等社会事实，让中华民族饱受苦难。可以说，在强权的淫威下，中华民族历史上并没有能够培育和造就出真正伟大的民族精神。从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到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起的“民主”“科学”旗帜，无不在强权的摧残下，根本找不到生根发芽的社会条件。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崭新政治文明的建设，需要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文化转型。而文化发展首先需要根本改变同权力的关系。

　　批判权力，不仅是中国文化变革的起点，而且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起点。

　　批判权力，即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又首先是一种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依靠选举产生权力，通过合理的制度限制权力、监督权力，这是一个制度的层面。

　　在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同时进行变革，中国政治文明才能够真正的迈开不伐。

　　从中国历史上看，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从自己社会的政治家中找到一个自觉限制自身权力的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都是试图把自己的权力无边界化和无限扩大。而最简单的道理：试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这个家庭没有一个好父亲，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吗？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伟大政治家，这个国家能够良好的发展和进步吗？

　　现代政治家的责任是：保证公民自由、规划社会发展、有效运用权力、推动文明进步。

　　没有依靠公平选举制度而诞生的伟大政治家，任何优秀的人类思想、科学技术、社会理想、美好价值，都不能够在普通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执行。这是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教学和启示。只要存在政治家不择手段的追求权力，那么，再光辉的人类思想也会被恶劣的扭曲。

　　政治文明是21世纪中国文明的先导和前提。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自豪和欣慰的看到：胡锦涛、温家宝两位政治家的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文明进步。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无意改变和触动现行的落后体制，而且，他们根本不敢对现行落后体制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因此，在他们身上，体系着中国新的政治文明形成过程的一切矛盾现象。我相信，当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通过基层群众的进一步发育，现行的落后政治框架就会失去效力。在中国大陆政治的转型中，再不需要暴力冲突和流血牺牲，必须是一场在人类文明政治思想指导下的、通过公平制度建设而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进行一场平静的、有条不紊的政治文明制度的构建，是21世纪初中国大陆政治家的历史性责任。如果他们回避这种责任。那就阻碍了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那就是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亵渎，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犯罪。

　　我仍然要说，在创造21世纪中国大陆新文明的过程中，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科学家，这四为一体的力量，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最重要的引导者。

　　历史证明：只有首先改造我们社会的政治，才能够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而政治形态的改变，其核心必须从改变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制度开始，没有这种改变，一切所谓的改革都是不能够触及根本问题的改革。而且，权力产生制度的改造，也是中华社会其他一切上层建筑发生根本改善的起点。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观点偏激并且偏见的话，那么，我要说，矫枉过正有时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中国文化在强权的压迫、侵犯下已经太久，而普通民众的自觉甚至比文化人来的更迅速些。在512四川大地震中，看看余秋雨的《泪劝》和王兆山的歪词就可以领略一二。

　　所以，我认为，从批判权力开始，才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再生和发展找到一个可靠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