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知识体系，它因变所适，重权变，知行合一，是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大智慧。

　　在《论语·子罕篇第九》中，孔子将一个人的求知境界分成四个层次，即学、道、立、权。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就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为什么权重要呢？因为现实世界是高度复杂的巨系统，事实并不完全是已知的，人总需要在已知和未知之间作出判断，所以权变是求知最高境界。《周易·系辞下》言《易》云：“《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唯变所适”，就是权，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实践，知行合一。

　　《说苑·反质》中的两则故事很能说明古人对待知识与行为的态度。一则故事说：子贡曾经问子石：“你难道不学《诗经》吗？”子石说：“我哪里有空闲时间呢？父母要求我孝顺，兄弟要求我友爱，朋友要我讲信义，我哪里有空闲呢？”子贡说：“我要丢掉我的《诗经》，跟你学习了。”（原文：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另一则故事说，公明宣到曾子门下求学三年，却不曾读书。曾子于是质问他：“你当我的学生，三年不学习，为什么呢？”公明宣回答说：“弟子哪里敢不学习呢？我见先生在房内，只要有长辈在场，从没有粗言俗语，甚至对牛马鸡狗都没有大声训斥过，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见先生接待宾客，恭敬节俭却不松懈怠慢，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有做到。我见先生在朝廷上，严格对待下级却不诋毁伤害他们，我喜欢这一点，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喜欢这三点，向您学习了但还没做到，我怎敢做您的学生而不学习呢？”曾子离开坐席道歉说：“我不如你，我只会读书而已！”（原文：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从子贡和曾子的言行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魂，它不单纯是专业知识，更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修习功夫。《老子》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那么如何修习中国文化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约公元465~520年）《文心雕龙》中前三个标题说明之，即原道、征圣、宗经。因为文以载道，而道不虚行只在人，为文与为学相通矣！

　　道、圣、经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王充在《论衡·难岁篇》中也说：“文为经所载，道为圣所信。”

　　下面，我们就原道、征圣、宗经的本义，分述如下

　　原道：本乎道

　　西方文化大致停留在第六识的层次上，而中国文化则超越名相，横绝是非，直入大道。《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这里的道与西方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完全不同，因为metaphysics意指超越外在表象，揭示内在真理。

　　明代憨山大师《费闲歌》云：“讲道容易修道难。”今天学人习惯于将“道”解释为西方的真理，规律，这种解释说食不饱，是断人慧命！

　　在中国文化中，道是一种生命的大智慧，佛家称为般若，它是智慧、安乐、道德（还有能量）的统一体，非真修实证不能得。郭店楚简《五行》篇云：“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释原道为：“本乎道。”中华文化整体上以道为根本，是大道一以贯之的文化，此一特色在其他文化中没有如此明显。《文心雕龙·原道第一》把道与文化本身联系起来，并将之上溯到伏羲时代，上面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文意：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发挥，没有不根据大道的精神来进行创作的，也没有不钻研精深的道理来立教的。他们效法《河图》《洛书》，用蓍草和龟壳来占卜问谒事物未来的变化，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天下，制订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挥光大圣人的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最大的作用。由此得知，自然大道是依靠圣人而表现于文章著作里面，圣人也通过文章著作才得以阐明自然大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无所阻碍，天天可以运用也不会觉得匮乏。《周易·系辞上》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东西，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是因为它是符合大道的缘故。）

　　道，世人日用而不知，这种大智慧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或缺的。人只有除却私欲，才能消除偏见，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事物，否则，必有“蔽于一曲”之患，离大道远矣！战国时，荀子专作《解蔽》篇以明此。

　　《荀子·解蔽第二十一》将人“蔽于一曲”分为十类，上面说：“爱好会造成蒙蔽，憎恶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开始会造成蒙蔽，只看到终了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远处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近处也会造成蒙蔽；知识广博会造成蒙蔽，知识浅陋也会造成蒙蔽；只了解古代会造成蒙蔽，只知道现在也会造成蒙蔽。大凡事物有不同的对立面的，无不会交互造成蒙蔽，这是思想方法上一个普遍的祸害啊。”（原文：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那么如何作到“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呢？简而言之，就是心要知道，如何知道呢，就是要修行，达到“虚壹而静”的大清明境界，再逐步深入。上面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文意：人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心。心靠什么来了解道呢？回答说：靠虚心、专心和静心。心从来没有不储藏信息的时候，但却有所谓虚；心从来没有不彼此兼顾的时候，但却有所谓专；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却有所谓静。）

　　紧接着，荀子论述了心极虚、壹、静的道理，此为入道之门，读者诸君于此不可一读而过。上面说：“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文意：人生下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有记忆；记忆，也就是储藏信息；但是有所谓虚，不让已经储藏在心中的见识去妨害将要接受的知识就叫做虚心。心生来就有智能，有了智能就能区别不同的事物，区别不同的事物，也就是同时了解了它们，同时了解它们，也就是彼此兼顾；但是有所谓专，不让那一种事物来妨害对这一种事物的认识就叫做专心。心，睡着了就做梦，懈怠的时候就会擅自驰骋想象，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思考谋划，所以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是有所谓静，不让梦幻和烦杂的胡思乱想扰乱智慧就叫做静心。对于还没有掌握道而追求道的人，要告诉他们虚心、专心和静心的道理，以作为他们的行动准则。想要求得道的人，达到了虚心的地步就能够得到道；想要奉行道的人，达到了专心的地步就能够穷尽道的全部；想要探索道的人，达到了静心的地步就能够明察道。了解道十分明察，知道了道能实行，这就是实践道的人。达到了虚心、专心与静心的境界，这叫做“大清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区别就是：中国文化除了强调探索外在事物，还注重内在心性的修持，用大清明之素心行事。这里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分--从行医到写作，都是这样。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在其名篇《大医精诚》中论行医之道时说：“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刘勰论文亦强调素心的重要，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慨叹信史难得时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又在《文心雕龙·养气第四十二》中强调“圣贤之素心，会文（指写作--笔者注）之直理”，《文心雕龙·养气第四十二》篇末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文意：纷繁复杂啊万事万物，劳累啊创作的千思百想。玄妙的精神应当珍惜，人的元气需要保养。水流停止不动可以更加的清明，火焰平静便更加的明亮。不要扰乱创作的思绪，应当保持文思茂盛精神清爽。）

　　心物不二，中国文化本乎道，这是符合宇宙实相的；如果我们跟随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只重外在世界，重外物轻内心，实际是“心外求法”，那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这是当代学人必须深思的！

　　征圣：师乎圣

　　什么是圣人呢？《文心雕龙·征圣第二》开篇即说，所谓“圣”，就是能够认识自然大道而独立创作的人；所谓“明”，就是能够理解圣人的著作而阐述其学说的人。（原文：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征圣”，《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释为：“师乎圣。”，即师法圣人。

　　《文心雕龙·征圣第二》强调“征圣立言”，写文章要以圣人的思想为标准。刘勰在该篇结尾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这段话大意是说，神妙之极啊！圣人，只有圣人懂得精妙的道理。精心顺从自然之理写作文章，灵秀的气质构成闪耀的文采。宝镜高悬好似日月之明，言辞丰富犹如山海。百岁圣人虽然如影逝去，千载之后精神依然存在。

　　简而言之，圣人是文明范式的开拓者，是一个民族千载生存经验的历史总结者。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中，圣人是文化的灯塔，是生活的榜样，是智慧的源泉。

　　《荀子·解蔽第二十一》指出，面对动态的复杂的世界，知识的无法穷尽的，若不知权变，则与愚蠢的人相同，所以一个人必须知道学术的边界，求学必须知止，止于何处呢？就是圣人、王者之言行，并努力成为圣人君子，所谓“学者以圣王为师”。上面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文意：一般地说，能够认识事物，是人的本性；事物可以被认识，是事物的规律。凭借可以认识事物的人的本性，去探求可以被认识的事物的规律，如果对此没有一定的限制，那么过完了一辈子、享尽了天年也不能遍及可以认识的事物。人们学习贯通事理的方法即使有亿万条，但如果最终不能够用它们来通晓万事万物的变化，那就和蠢人相同了。像这样来学习，自己老了、子女长大了，仍和蠢人相同，却还不知道放弃这种无益的做法，这就叫做无知妄人。学习嘛，本来就要有个学习的范围。把自己的学习范围限制在哪里呢？回答说：把它限制在最圆满的境界。什么叫做最圆满的境界？回答说：就是通晓圣王之道。圣人，就是完全精通事理的人；王者，就是彻底精通制度的人；这两个方面都精通的人，就可以成为天下最高的师表了。所以学习，要把圣王当作老师，要把圣王的制度当作自己的法度，效法圣王的法度而探求他们的纲领，并努力效法他们的为人。向往这种圣王之道而努力追求的，就是士人；效法这种圣王之道而接近它的，就是君子；通晓这种圣王之道的，就是圣人。）

　　《墨子》一书言及论断是非的三表法，其中第一条就是“有本之者”，那么什么“本”什么呢？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语出《墨子·非命上》）

　　今人过于傲慢，科技方面稍有进步，就轻诬古人，甚至斥之为愚昧，何其愚蠢。笔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开始亦未想到所谓现代政治经济学远未超过古圣贤的深度。“至少在人文领域，我们无法超越古圣贤”，这决非谦虚，实在是笔者的切身感受。

　　有此感受者恐非笔者一人。清代大学者，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1724~1805年，因嘉庆帝称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故卒后谥号“文达”），几乎读尽了天下书，最后仍然感叹，古人已穷尽人类主要知识，后人所谓“创新”是自不量力，所以除了笔记之类，纪昀一生不著书。《清代名人轶事·文艺类·纪文达生平不著书》云：“纪文达生平未曾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多年以来，笔者亦曾见过许多自称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有“发明”者，他们多以中医和儒学为根本，但最后发现，这些“发明”大抵是在西方学术外套上披了中国文化马甲，常常沦为肤浅的文字游戏，比如将西方的三权分立改装成儒家宪政、将中医理论改装成经济学（管理学）之类。这些人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原典圣人在黄老书中（其中的轻重术专讲经济）讲得已经十分完善了--黄老之学是最合于大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为学师乎圣，这是修习中国文化的根本法门。故憨山大师《费闲歌》云：“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

　　圣贤，我们一生能遇几人，悲夫！但记载圣人言行的文章，犹可见也--这就要求我们宗经。《文心雕龙·征圣第二》所谓：“窥圣必宗于经。”

　　宗经：体乎经

　　宗经，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所说的：“体乎经”，以经为根本，守经达权--圣贤、大道因之而不朽。

　　什么是经呢？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标志性的原典，是构成一个民族灵魂的基本质料，从而具体超越时空的特征。《文心雕龙·宗经第三》开篇解释道：“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讲述天、地、人三才常理的书籍叫“经”。所谓“经”，就是永恒的、最高的道理，不可改易的伟大教导。圣人创制经典，取法于天地，证验于鬼神，探究事物排列的秩序，从而制定出人伦纲纪。这样的经典，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深处，探究掌握了文章的根本。三皇时出现的《三坟》，五帝时出现的《五典》，加上《八索》《九丘》这些经典，因为时代绵延久远，流传越来越不清楚，后来的著作也纷糅杂乱。自从经过孔夫子对古书的删削整理，这些经典才放射出光辉。于是《周易》的意义由《十翼》来发挥，《尚书》中标立了“七观”，《诗经》中列出了“四始”，《礼记》确定了五种主要的礼仪，《春秋》提出了五项条例。所有这些，在内容上既能陶冶人的性情，在文辞上也可称为写作的典范。因此，它能启发学习，培养正道，这些作用永远历历分明。然而大道十分微妙，圣人的见解十分高深，而且他们的道德学问高超，因此他们的著作就能体现出深刻的大道。这就好比千万斤重的大钟，不会发出细微的响声一样。

　　经有两个重要作用，即上文所说的“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进而言之，从内容到形式，经典构筑了一个文明的品格。在内容上，经典是一个文明世界观念的基础；在形式上，所有重视经典、有背诵经典传统的文明都能持续性地延展自己的文化，按经典风格写作使文章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比如中华文化经典几乎皆是由文言文写作的，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古书放在我们面前，懂得文言的人亦能轻易看懂--这是由于历代文人皆宗经、匠于文理之故。

　　近代藏书家、训诂学家吴曾祺先生（1852～1929年）在其名著《涵芬楼文谈》中，首篇亦题为“宗经”，其主张仍不离经“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他写道：“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擅文章之胜者。夫文之能事，务在积理，而理之精者，莫经为最。盖出自圣人所删定，其微言大义，自远出诸子百家之上。吾人生平持论，常得此为据依，自无偏驳不纯之弊。至其文词之美，如钟鼎彝器，古色烂然，任后人极力摹儗，亦终不可及。”（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金城出版社，2011年4月，第1页。）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圣因文而明道”，今人弃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敝履，其恶果表现在“辞”、“义”两个方面，就是流传不会遥远的白话文得逞于一时，国人价值观念的极度混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地地步。何以故，经典为圣人明道之书，废经典，即大道废矣，文化之根绝矣。

　　近代佛教大德印光大师（1861~1940年）曾指示学人《四书》勿只作书读，当作道学，更不可废。他写道：“《四书》一部，乃《五经》之注脚。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足。惜昔人皆作书读，不作道学。故致终身读书，不知所为何事。在先只知做文章作根据，今则废之而读教科书，譬如弃摩尼宝珠而重鱼目，以故天灾人祸，日见频仍，以道本已丧，立见乱亡故也。”（《印光文钞三编卷三·复唯佛居士书》）

　　吾友余云辉博士亦尝对吾言：“‘形而上之上’谓之‘道’。读经并非求知，而是求道之法门”--此真金玉良言！

　　教科书（教材）不是经，光读教科书，国人怎能安身立命？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根本缺失的时候了！

　　大道在经--佛家之经、道家之经、佛家之经，乃至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可兰经》，皆不可废！经外求学，如心外求法，必南辕北辙，敢不慎乎！

　　一句话，原道、征圣、宗经，乃修习中国文化必经之途，舍此无其他道路可言--学人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