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规模集中与风险可控、释放活力与强化监管之间有机协调，是决定以农村土地流转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成败关键。《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采访发现，一些地区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租期不确定、“非粮化”蔓延、机制不顺畅等问题，亟待解决。

　　流转租期不确定规模效应受影响

　　在全国各地总共流转7万亩土地种植蔬菜的星广地农业公司总经理李梅珍，近年来一直在为土体承包期而担忧。李梅珍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由于大部分流转的土地都是农民1988年第二轮联产承包签订的承包协议，30年承包期限到现在仅剩5年，村民承包到期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投入与生产带来很多风险。

　　李梅珍说，蔬菜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前期仅土壤改良、基础建设等每亩菜地就要投入1.5万元，基本前三年都是亏本，后面才能逐渐盈利。若2018年承包到期后政策发生变化，农民拒绝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生产，企业可就亏大了，“目前，我们即便希望继续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也不敢再流转土地”。

　　除土地承包30年期限瓶颈外，农民不愿长期流转也是制约土地发挥规模效应的重要因素。流转5000多亩土地种水稻的武汉利梓农机合作社社长缪斌说，武汉郊区一些区域2008年土地流转租金每亩仅150元，到2010年就翻一番达300元。很多农户预期土地租金还会大幅上涨，因此情愿土地撂荒不愿流转，或者流转合同只签两年到五年，“短期出租，合作社肯定不敢投入，因此难以产生规模效应，这也是为何近年种粮大户数量在减少”。

　　“非粮”势头蔓延埋下重重隐忧

　　土地流转“非粮化”，已成为各地土地改革中普遍面临的挑战。

　　由于种粮经济回报低，致使土地承包者偏爱土地流转“非粮化”。安徽省固镇县统计显示，土地流转土地上百亩的合作社或大户，基本上都是种植甜叶菊、蔬菜、花生等非粮作物。

　　土地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埋下重重忧患。缪斌说，首先，规模种植亩产原本比个人精耕细作亩产低，因此大面积土地流转不种粮食，肯定会影响粮食产量；其次，有企业或承包户流转土地用来种西瓜、种苗木、种葡萄，使用地膜、遗留树根等对田地土质和肥力都有较大损害；最后，有的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后，简单投入平整种树或经果，目的在于申请项目补贴资金、作为贷款地抵押物或等征地补偿。

　　遏制土地“非粮化”流转后期监管难度大。武汉市农村经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由于基层对土地流转后用途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部分业主无视合同条款、不按项目规划实施产业开发，甚至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对耕地造成永久性破坏。

　　三重机制不畅加大流转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武汉市农业局经管局土地承包管理科科长王文才、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办事处副主任林洪等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介绍说，目前我国土地流转中还存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一是土地流转风险防控机制有待完善。除土地流转“非粮化”外，部分业主(受让方)大面积流转土地不是真正的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以此作为贷款抵押物，将贷款资金用于商业或者民间高利贷，因目前以农资抵押贷款机制还不健全，存在巨大风险，对土地流转容易带来较大负面冲击。

　　二是土地流转价格发现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土地流转评估体系还未建立，土地流转信息不对称，土地流转的“招拍挂”制度也尚未得到很好的推广。

　　三是土地确权工作缺乏全盘规划极易形成浪费。当前农村地区一方面土地确权步伐缓慢，仅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林权基本完成了确权工作，“四荒地”使用权、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等确权工作尚未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工作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