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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对党执政能力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发稿时间:2012-09-24 00:00:00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楚国良

  【摘要】何谓微传播?微传播是以微博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微博为媒介的微传播,是去中心化的裂变式多级传播模式,传播碎片化信息,借以实现自我表达、交往需求与社会认知。

  何谓微事件?微事件即微博事件,是指与微博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如“微博相亲”、“微博曝光丑闻”、“微博访谈”等都可称之为微事件。

  何谓微时代?微时代则是指以微博为传播媒介,以短小精悍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都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140个字的微博,将我们推进微时代,草根们在这个时代里惜字如金,将所有问题融进140个字内。微博成就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凸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网络时代的来临如“不羁野马”势不可挡,互联网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测算,截至2011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新浪微博用户突破3亿,腾讯微博用户超过3.1亿,搜狐、网易微博用户超过1亿。而截至2012年3月29日,微信用户也突破了1亿,网络呈现爆炸式增长,“微时代”已经来临。在网络放大作用下,人人都是“麦克风”,网络信息“一呼万应”,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强烈的网络舆论浪潮--“微时代”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微时代到来和它的意义

  在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21世纪,新科技与社会学因素的联姻常常会孕育神奇的后裔。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微”为标志的文化家族悄然诞生,迅速繁衍,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微群落--微博、微信、微访谈、微电影、微小说,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微时代已经来临。

  以前,史诗、报告文学、影视剧、历史著作常常表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这类作品中,“小人物”的“小”与“大时代”的“大”总是对比悬殊,“大”常常以不可抗拒之势决定“小”的命运。小人物的脚步还未启动之前,“大”就已经撒下疏而不漏的天网:从家族的未来到两性之间的悲欢离合,生活的主要情节都为“大”所掌控;面对这在冥冥中主宰万物的“大”,小人物往往唯有服从一条路。他们不是像孔子那样不断表白自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如埃斯库罗斯那般感慨“技巧总是胜不过命运”。在这种背景中,普通人犹如黑泽明电影中的群众演员,虽然会组合出延续到天际的壮观队伍,但终究卑微如草芥和沙砾。当集体的身姿逐渐扩大到地平线之际,普通个体不过是这身姿上渺小的斑点。为了破译“大”的秘密,无数个体仰望天空上的星座,注视烧裂的龟壳,探究蓍草组合出的图案,虔诚地倾听传说中的神谕。

  然而,天命并非会像白纸黑字那样显现于天空、龟壳、蓍草、神庙之中,少数强势个体掌握着解释天命的权力。司马迁曾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王”是“大人”的首领,代表着“大人”的权威:“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知道天命的“小人”注定要受“大人”的统治,“狎大人”和“辱圣人之言”都意味着犯上作乱。“大人”中的“王”贯穿天、地、人,掌握“大”的真谛,乃“天下所归也”。当王成为“大”的代表,他们的权力之网实际上已经覆盖了无数小人物的生活世界,令后别无他路可走。经过复杂的逻辑转换,有关“大”的言说就衍生出统治-服从的二分法,支撑公开和秘密的等级制。

  这种意义上的“大”挤占了他者的生存空间,是一种原罪。不解构“大”,“小”的黎明就不会到来。“小人”与“大人”同属一个物种,自然不会永远满足于被“大人”统治的卑微状态。他们也想站立起来,拥有自己的世界。无数“小人”站立的行动汇合为不断增强的历史潮流,反复冲击着“大”的网罗,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分化之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率先发现了这样的真理:强分“大”与“小”,并没有先天的合法性;事实上,所有人都是个体,皆应受到尊重。于是,个体主义哲学诞生了。

  在整个现代欧洲,有一种事实是个体具备对他们自律的意识,每一个人要求得到所有他人的尊重,他将别人视为自己的同类,或者看作是相互平等的;于是,社会便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由创造社会的个体意志的汇合之中。这种出现和个体主义的成功就足以证明:在西方社会里,个体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哲学。

  数百年后,中国启蒙主义者陈独秀这样表述自己对个体主义的理解:我有手足,自讨温饱;我有口舌,自限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随着平等自立原则的确立,个体时代开始由规划逐步变为现实。到了20世纪中叶,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将矛头对准了以性别、阶级、地域为尺度的等级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迎来了真正由个体做主的时代。现在,“微”的流行就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由于拥有了低成本的“微”平台,个体再无需被他人领导着前进。他们可以自我发声、自我管理、自我站立。在微博上,芙蓉姐姐可以和章子怡共舞,“三轮哥”能与郎咸平讨论世界经济,深刻的理论文字和粗粝的凡俗话语并存。有了微博,草根也能如精英一样发出声音,展示自己卑微但不容忽略的力量。或许,草根的声音不如名家那么响亮,但他们毕竟可以出场、亮相、发言,将自己的身影投射到历史的天幕之上。相对于那些忽略了无数个体的“大”时代来说,这本身就是进步。

  我们正在建设微时代。微时代是个体时代。它的到来意味着个体受到重视。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是历史中最真实的存在。个体无论多么卑微,都在宇宙中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皆不可替代。作为不可替代者,他们只能自我表达。其声音即便微弱,也因表达了个体性而无比珍贵。正因为如此,好的时代不仅仅属于所谓的精英,它应该让所有人都获得出场、展示自己、发声的机会。在这个具有数十亿人的地球上,要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平台,只能寄希望求“微”的艺术。以微博、微信、微访谈、微电影为载体的微生活,恰好可以成全无数个体。它们因为小而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因为小而不会挤压其他个体的生存空间,因为小而随时能够开花结果。有了属于自己的平台,每个人都会从旁观者成长为参与者,甚至谱写内圣外王的传奇故事。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中国的13亿人能够开出13亿朵花,成形为13亿个世界。他们自豪地站立在自己的国土上,骄傲地亮出自己的终极身份,这是彻底的多元化。它通向尼采曾经反复眺望的至美之境:“那正是神性,有着诸神而没有上帝。”神是自足的象征,每个在微时代中自我站立、自我管理、自我确认、自我发声的个体都有神性--他们像任何人一样小,也像任何人一样大。还有什么比这种境界更美好呢?

  二、“微时代”的典型特征

  1.媒体民主化、个人化。微博等新媒体的开放性、便捷性、易获性等特性,消解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与传播的特权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的民主化、个人化。今天,人们只要在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跨越传统媒体的“把关”和限制,通过网络、手机等设备自由地进行信息发布和传播,并参与互动交流和讨论。媒体的民主化、个人化和使用的便捷性、廉价性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条件、有资格成为一名新闻评论员、记者、节目主播、刊物主编,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新媒体为民意表达提供了重要途径,使互联网成为社情民意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2.传播速度的“裂变式”、信息传播的“微型化”、“碎片化”。“微时代”,信息以“核裂变”方式传播,一条敏感信息一经发布,就可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蔓延开来,并将现实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领域、团体中的互不相识的利益相关者迅速聚集起来。信息的“裂变式”传播特性,使信息传播蔓延的速度和方向都难以控制。

  “微型化”是“微时代”信息传播交流的重要特点,由于“微时代”的重要媒体--微博每条博文被限制在140字内,人们可在短时间完成博文的创作编辑,并可便捷地将其发布广播出去。“微型化”大大降低了人们创作、编辑和阅读信息的难度,加快了速度,因此,极大促进了人们进行信息发布、传播与交流的参与度。

  微博信息的“微型化”和微博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微博使用者的多元化,使“微时代”信息的传播呈现“碎片化”,各种信息、各种渠道、各种形式的毫无关联的信息,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际圈子里。“碎片化”信息传播,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于信息筛选辨别的难度,另一方面也给信息的管理和控制带来障碍。同时,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还极易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变形。

  3.传播交流的“互动化”、“公开化”。“互动化”、“公开化”是“微时代”需要重视的特征。“互动化”是“微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微博等新媒体的高黏合力、活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微博等新媒体的互动交流性,人们热衷于微博,很大程度源于互动带来的快感。互动化越来越成为“微时代”人们进行交流的诉求倾向和行为习惯。

  由于微博发布、转播以及评论都是以广播方式完成的,因此,通过微博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流,完全是公开透明的。这也使“公开性”成为“微时代”的重要特征。“公开性”大大提高了信息交流的速度和影响范围,加大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程度和敏感事件形成社会舆论的几率。

  4.现场直播。除了以上特征以外,“现场直播”也是“微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微博促成了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紧密结合,使手机成为“现场直播报道”的便捷工具,人们可方便地利用手机将现场采集到的信息(如手机拍照、录像等)迅速广播出去。目前很多社会事件,越来越多地被手机微博用户在第一时间报导和传播出去,成为社会舆论原始素材,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微时代”对于执政环境的影响

  (一)机遇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已成为当前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它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有利于党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今天的互联网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系统,它不独属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把党的执政工作纳入互联网这一领域,利用信息高速公路所架设的方便快捷的互联网络,每位党员就不必按传统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场所接受信息,只要利用网络就可以及时高效地了解到全球范围的最新信息,这有利于党科学、全面地把握和判断国内外形势,制订出合乎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党与时俱进、走在时代的前列。再者,利用互联网,党可以加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交流、合作,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壮大自身的力量;还可以广泛地汲取全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政党的经验教训,来加强党自身的建设。

  2、丰富党的执政内容。网上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信息的共享性克服了党的传统工作方式影响慢、影响面小的弱点。利用网络,党不仅可以真实、快捷地了解人们对党的现行方针政策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还可以在网上及时地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在网上,党的交流对象可以处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交流内容也是丰富异常,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到体育、卫生、福利等。党与交流对象间在网上“实话实说”,目的是共商国家发展大计,有针对性地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各种社会热点,进行理论宣传,为人们提供党的各种知识的服务,从而丰富了信息量,有利于提高党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3、为党的执政工作提供新方法、新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教授认为,互联网既是一种新的认识武器、认识工具,又是一种新的交流工具,还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党的执政工作如果同互联网相结合,就是同新的认识工具、新的交流工具和新的生产力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具体表现。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来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增强凝聚力;实现党的执政工作电子化,也就是通过电子公文、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发布、电视电话会议、电子税务、电子人事、电子采购等电子化手段实现网上办公。利用网络执政,不但能降低党的执政成本,而且能够提高执政效率。

  4、有助于党内民主,党外监督。首先,党内民主即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通过网络,党员可以迅捷地获取充分的信息,利用其手中的民主权利参与决策,这样就能避免暗箱操作,增加执政工作的透明度。其次,网络的覆盖面大、受众人数多、范围广,能够扩大党执政的社群基础,有利于党外监督的实现。因为网络为公民了解党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通道,便于党迅速地感应到社会环境及被监督情况的变化。这就削弱了集权控制的能力,弱化了个人对社团的相对依赖,提高了个人参与政治的能力,推动了公民与党和政府直接对话。

  5、促进党的创新意识的觉醒。首先,进一步推动党员思想的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科学通过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而且重视科学以其思想作为精神力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网络技术作为至今最具革命性的科学技术之一,必然会推动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因为利用网络执政,党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推动了思想的更新。他们会首先抛弃落后、封闭、保守的思想,认同创新、实效、信息、竞争的观念。例如从网络信息资源上汲取养料,完善知识结构,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和先进的执政经验。其次,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新。通过网上办公、网上学习、网上交流等活动,党的思维方式正在由单向向多向、由平面向立体、由封闭向开放、由收敛向发散、由线性向非线性等方面发展。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执政工作的方方面面的创新,使党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二)挑战

  网络作为新时期党的执政工具,犹如一把双刃剑,集祸福利害于一“网”,在带来难得的机遇的同时,也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1、党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网络的开放性、分散性、异质性,使各个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各种信息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众多的信息中,西方少数发达国家的信息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信息资料的垄断优势,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输,大肆向社会主义国家宣扬、兜售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以自我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冲突与失范。部分觉悟不高的党员因长期接触网络,有可能受这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腐蚀而渐渐抛弃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转而信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此外,网上不时出现的种族歧视、宗教仇恨、法西斯主义等,也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2、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和平演变”的挑战。当今世界变幻莫测,国内外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党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达其“和平演变”的目的。而网络的出现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当前西方少数国家将网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其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传播的优势,极力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理念,在网上推行新的政治、文化上的“殖民扩张”政策,加强对我党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3、受到利用网络制造的黑色信息的不良影响。黑色信息是指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混乱的信息。例如在德国,就出现了煽动种族主义的“电子纳粹”。在中国,一些非法组织也利用网络发布信息,乱传指令。“法轮功”就是通过互联网大肆传播“法轮大法”歪理邪说,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党政机关聚集闹事,而一些不明真相的党员也深受影响,参与其中,影响了党的工作和形象。可见,利用网络制造的黑色信息,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还干预到党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等事件的决策和进程。

  4、易导致党内外交流的障碍,使执政工作难度加大。一方面,由于网络使用的是人机对话方式,具有虚拟性,与其他人直接交流机会较少,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长此以往,势必形成孤寂、冷漠的心理,对党的执政对象的社会化造成障碍,失去现实感和有效判断力,这会影响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匿名发布消息,在网上极易放纵自己的行为,这就有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给党的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再者,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会出现一些出轨的网络行为,如发布虚假信息欺骗他人。更有甚者是网络“黑客”的侵扰。“黑客”的出现,一方面为国外敌对分子对我党和政府在电脑中储存的秘密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为极少数人冲击国家内部网络“禁区”提供了技术可能。这于党的执政工作来说,无疑具有破坏作用,使其执政工作难度加大。

  总之,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研究探索网络环境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四、“微时代”领导干部肩负的责任

  目前,我国网络用户已位居世界之首,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这充分说明越来越多的民众习惯通过网络了解世界风云变化、传递对国计民生事件的态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意集散地。因此,迅速转变执政理念,占领舆论阵地,把握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化解社会矛盾,是领导干部必须肩负起的社会责任。

  第一,占领舆论阵地的责任。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发展,把新媒体建设和管理放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地位,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媒体,探索和研究新媒体发展规律,发挥政府门户网站和主流媒体的政治优势和思想优势,充分利用这一舆论阵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主阵地的辐射力和感染力。

  第二,把握舆论导向的责任。新媒体以其及时、海量、互动和无地域限制等特点,成为各种思想文化碰撞的平台、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起把握舆论导向的责任,增强舆论导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大限度地延伸主流舆论的宣传触角,努力掌握网络舆论话语权,用主流媒体的声音占领网上新阵地,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舆论导向新格局。

  第三,引导社会热点的责任。领导干部要敏感地面对社会现实,参与其中并承担责任。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体察社会各阶层生活,对社会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及时发现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敢于在网上与各种见解对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提供给人们思考,或引起警觉,或探讨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在社会热点问题上,能够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通过新媒体在内的各种互动方式,确定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路和可行方案,从而自觉坚持科学发展、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精于统筹谋划科学发展。

  第四,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新媒体传播的快捷性和双向互动性,为相关部门理性化看待民意、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平台。但是,针对目前新媒体存在的随意性、分散性、片面性、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等缺陷,如何利用新媒体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已成为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微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

  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来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1.践行公开、透明、民主的施政理念,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作为融合多种媒介形态传播特点的微博的蓬勃发展,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公平、快捷、透明、强大的网络舆论沟通交流平台,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的重要渠道,使得政策的制定、政府的工作流程等政治运行过程更为公开透明。对政党而言,微博问政,一方面它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精英人物参与政治过程时对政党的依赖,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政党对自己的政策的阐述权,削弱了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党接触民众,纳民意聚民智,扩大自身影响,展示自身形象的有效工具。怎样与其打交道,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智慧。

  一个真正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服务型政府,在面对微博这类新兴媒体是不会惧怕的,更不会惧怕来自网络民意的监督的。正好相反,政党要充分发挥自身具有的交流、引导和表达功能,积极创造交流渠道,与社会进行沟通。政党要应该积极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方法改进工作方式,通过建立政党网站、开设个人或机构微博等方式,实现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需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执政党对微博问政的重视,彰显出党和政府直面民众、欢迎民众监督与沟通的善治姿态,以及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努力。

  今后,为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微博问政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党和政府必须本着民主、公开、透明的执政理念,规范、畅通保障公民“四权”的渠道并增强实效。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微博问政在改善党执政方式的作用,不断打破传统体制层次、程序和人为因素的羁绊和屏障,积极架设沟通官民的“直通桥”,把保障公民网络问政权利纳入宪法,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健全诉求表达渠道和形式,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资源保障。另外,党和政府在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网络素养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公民通过微博进行讨论、利益表达、发布信息、开展民意调查和进行网络监督等。执政党和政府要用真心做好网络表达平台,用真情让网民愿意表达,用真心接受网民监督,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开放度和公信力,不断健全收集、分析、交办、反馈、督查机制等,从而实现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利运行的通畅、充分、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2.加强微博问政的引导和规制,实现微博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微博问政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改变舆论生态,塑造共同经验,增加社会向心力,又可以腐蚀社会主流价值,消除社会经验,促使社会的分裂。对于执政党来说,建立科学的控制和引导机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2010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所作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必须根据媒体自身固有规律进行控制,不断“提高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监督”。面对微博这种新兴的网络媒体,执政党要学会利用微博达到与社会公众的良好交流与沟通,增强引导社会思想的主动权,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

  首先,党和政府要积极加强微博问政的引导和管理。党和政府在掌握舆论主导权的同时,还要积极遏制和消除微博问政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坚决批判和杜绝失实、低俗信息的传播;明确网站的监管责任和义务,强化网站监督网民的责任意识;坚决打击利用微博作推手,在幕后进行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干群关系和威胁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促使微博问政的健康良性发展。党和政府既要鼓励和提倡公民自由的发言,也要引导民众加强自律,提高网络素养和辨别是非能力,以法律的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理性、理智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一些社会热点、敏感问题,党和政府要建立科学的舆情评判机制,建立网络发言人和评论员制度,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消除误解和化解矛盾,做到未雨绸缪,积极回应,做到以事实、理性、思想的力量发挥影响力,使不良因素消弭在萌芽之中,防止“案件变事件”,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其次,党和政府要促进微博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执政党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其成员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技术,经常利用网络倾听民声,并对群众的意见做到有问必回,做到微博问政常态化,从而不断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看到,微博问政虽然有便捷、亲民等优点,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政制来说,它并不能代替现有的制度化和体制内的政制,它只是一种辅助性、临时性的议政参政方式。要想真正发挥这种媒介的作用,还必须使其与现有的制度实现融合和嫁接,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做到微博问政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如健全收集、分类、交办、督查、反馈的网络问政链条,强化微博问政程序,完善微博问政的工作机制,具体来说,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完善微博参与机制、沟通机制和网民信息反馈机制,完善微博考核和评审机制,等等,只有将微博问政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微博问政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彰显,微博问政也才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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