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美国安全政策中，对手构成最大的挑战。无论是对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伊朗、朝鲜，还是今天的非国家行为体，信息的相对缺乏和公开沟通渠道的缺失，令人难以判定另一方的意图和内在动机，因此，非常容易对对手的能力以及它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做出最坏的解读。

　　不过，还有一种次要但仍然意义重大的挑战。这一问题牵涉许多美国寻求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却无法互相和睦地彼此相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持续冲突就是例证之一，中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龃龉也是这样。这里，美国政府至少有两个选择：一是挑动其盟友们互相争斗，使其学会相互克制；二是承认国家间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可能不得不进行军事干涉保护其中一方，维护美国的信誉。美国通常选择将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不是激化它。

　　中日之间不断发展的安全关系给美国造成了另一个类似的两难境地。中国在亚洲的实力正在增长，中国经济很快将超越日本，成为亚洲头号经济体。尽管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正在稳步提升。中国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加，而日本军费基本上维持不变。而且，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特别强调力量投射：中国海军和空军已将其投射范围延伸至东部，危及日本。日本对中国军队的实力增长及其军事重心带有深深的矛盾心理。日本该如何应对？好言安抚或扩军备战？或是回归战后传统方式，依靠盟友美国？

　　当然，目前的态势发展有其历史原因。日本曾在上世纪30年代侵略并占领过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精神痛苦和身体创伤。比对其他国家更甚，日本帝国暴露和利用了中国的弱点，助长了中国人深切的受害者心态，并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伤疤。即使在今天，中国逐渐复兴并恢复其原有的大国地位，那些伤疤还在隐隐作痛。尽管双方都共同努力以减少并控制紧张局势，但中国仍怀疑日本能否接受其壮大。对中国来说，历史的阴影使未来不容乐观。

　　考虑到这一背景，就有必要好好理解当前中日关系中的战略形势。首先要认识到除了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内的积极互动外，中日两国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两国都并不希望对方有问题，但是一方为促进自身安全采取的措施，却会增加另一方的脆弱感，并反过来促使另一方采取对应措施，如此恶性循环。这一模式用来解读中日关系十分有效，但它似乎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日之间发生的所用事情。特别是，我认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得出结论不仅仅基于另一方所获得的能力，还建立在双方在敏感议题的互动之上。

　　其次，某些特别的摩擦点像磁石一样，使得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极为接近。特别是两国在位于台湾东北部海域的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端，目前该岛还由日本控制。中国和日本为上海东部海域的海上油气开采权进行争执，还在中国海底大陆架以及双方各自专属经济区的划界等问题上持不同观点。

　　最后，假如中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的政治争端导致冲突爆发，而美国前来协防台湾，那么作为美国的盟友的日本，也可能与中国兵戎相见。由于2008年以来台湾地区政府更迭，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前两个问题更可能造成中日海军和空军在中国东海地区发生意外冲突，因此更令人感到不安。

　　由于中日两国的军队在行动上更加靠近，在增加或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并影响其直接结果等方面，一些机构因素将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包括与文官政府部门相比，该国军方和执法部门所拥有的自主权，指挥控制体系的集中化程度以及对使用武力的看法。中日两国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军方所拥护的准则与中国共产党非常一致，但它们都对涉及自身领域的政策议题发挥作用，并在执行已批准的政策时享有宽广灵活的自行决定权。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军方在涉及价值和准则方面似乎更具独立性，但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受到文官政府相对严格的约束，虽然在中国东海地区并不总是如此。尽管中日两国的军方和执法部门都想独立地，并且多少有些强悍地执行任务，但中国方面的问题更大一些。

　　如果中日海军或空军真的爆发冲突，那么两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机构将发挥作用。问题是，这些领导人和机构是否具备技巧和能力以确保冲突不会演变成一场危机。为探究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中日两国政府是如何架构的，日常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是否有精确的信息和分析供其使用。出现的情景会是这样：在这两种制度中，领导人要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做出艰难的决策，但通常缺乏他们需要的信息；外交部和国防部等机构为维护其各自利益而特别重视某些问题，因此通常无法一起合作制定一致的应对政策；政策协调机制通常无法有效运作。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民主国家，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但这些相似性在应对危机时仍然存在。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文官政府和军方、国防政策和军事行动以及安全政策和国内政治是如何发挥作用并相互影响的。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国内政治的影响。必须再次提到，尽管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两国民众形成的舆论环境都对领导人决策产生影响。虽然日本舆论并不倾向于对中国友好，而大众媒体的竞争使得这种不友好的倾向加剧，但令人讽刺的是，在非民主却青睐互联网的中国，强硬的反日民族主义呼声极高，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中国领导人和官员通常不愿逆这股潮流而动。

　　如果在常规互动时期，任何一国做出的决策并不必然有效，如果中国的政府与军方的关系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质性的政策和行动自主权，如果国内政治制约了政府领导人，那么中日以谨慎方式应对两国关系间的突发事件的机会并不大。

　　那么我们就回到了开头时提到的问题：中日关系对美国的影响：美国寻求与这两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要维持其自身的信誉。毕竟美国是日本的签约盟友，在日本受到外部攻击时承担防卫日本的责任。这一联盟的基础在于日本自信它不会被抛弃。另一方面，美日如何应对中国作为大国的复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不认为复兴的中国与防御性的日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远非如此。我也不认为东京或北京会故意寻求与对方开战。两国领导人都清楚他们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而且他们了解冲突的代价。近期的日本政府，特别是2009年8月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已经对中国实施适度宽松的政策。但是，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为零。而且，如果真有冲突发生，很难确信两国政府能自动采取措施避免冲突滑下战争的深渊。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几率不太可能降低。中国东海的战略现实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国内政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缓和。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冲突的可能性可能会很低，但冲突的后果对两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日本、美国都有责任采取措施减小爆发冲突和战争的几率。为达到这一目的，东京和北京应从小处着手，通过建立冲突避免机制，约束两国在东海地区的武装力量。之后，中日应该寻求措施解决两国安全困境、机构以及国内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没有政治领导力，什么都不会改变。但产生的结果之中，会有一个有益的影响，即减少接近的危险。

【作者简介】卜睿哲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对外政策高级研究员，担任公职时间达20年，曾在美国国会、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国务院任职。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海关系、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以及日本安全问题。原文阅读请点击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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