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人物介绍

樊纲,1953年9月生于北京市。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 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之外,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外报刊杂志电视传媒所引用。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论文:《经济文论》、《樊纲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

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 用正面清单监督政府

发稿时间:2016-09-29 09:59:25 作者:樊纲

  新浪财经讯 “2013央视财经论坛”于12月11日在北京举行。在2013转型升级的智慧与行动分论坛上,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樊纲: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
 
  大家都知道中国近来正在开始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大家也都在热议这件事情,今天会上前面的各位嘉宾也都在讲这方面的问题。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如何发展金融、如何改革和发展企业的作用。我这儿最后想讲讲怎么改革政府。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含义就是要使政府放弃很多的管控的权力。也就是要政府的行为本身要改变。怎么才能更好地改变政府的行为?怎么能够使得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正确的作用?我们要注意到《公报》里面先是讲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紧接着一句话是政府也要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很多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把这样一种精神贯彻下去。
 
  最近,通过三中全会的文件,也通过上海自贸区已知的信息,社会上已经熟悉了一个词叫“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指的是政府怎么管理市场、怎么管理企业。基本的含义就是我只列一个单子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除此之外你就都是可做的。这和我们以前的很多做法相比是一个重大进步,以前是政府批准你做什么事情你才可以做什么事情。那种情况是没法儿创新的,因为创新不是政府做的,创新永远是个人、企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政府都知道这件事可做,这件事一定不是新东西了,一定是过时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发生了论证这件事是可做的,对社会上其他人没有伤害,这是可做的,因此,创新就无法发生。只有用“负面清单管理”说明什么是不可做的,凡是不可做的都是可做的,人们才可以奇思怪想,智慧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才能想政府还不知道的事情,才能想别人还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经济原则,也是一个法制的原则。
 
  法制的原则是凡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事情都是可做的,事后人们发现你做的创新可能对社会有坏处,可能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者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约束,这时候事后会制定新的法规,然后再列入那个清单。这个也都是会发生的。但是在没有列入这个清单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合法的,而且事后不能说在没有规定的时候,事后追溯我说我违法了,只能说通过法律的那天起再做是违法的,这也是法制的精神。
 
  我们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制度和精神,才能使千百万的企业、各种新的智慧、创新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对今后的中国越来越重要。
 
  过去我们模仿别人,因为我们离前沿还很远,我们还可以用那种模仿的办法跟着别人走,人家知道的我们就跟着追,这时候政府也会起到一些作用,这方面也会起到一些好作用,反正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两弹一星”别人已经做出来了,我就往里冲做出来,这些事情都可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但今后,我们要跟世界上比创新了,这样一种制度就比较重要。
 
  “负面清单管理”这种精神只是法制的一半。法制精神的另一半是什么?凡是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企业个人都是可以做的。后面的一半是什么?凡是没有规定可做的,政府是不可做的。这是人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你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你做什么事是由人民规定的,是法律规定的,你不可以越位,不能做法律没有规定你做的事情,或者你不可以超出它允许的范围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收更多的税、更多的费,或者干预价格或者是干预产权等等。法制的角度还有这么一句话。
 
  我想借用这句话,如果现在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要让政府更好地发挥职能,第一句话是对企业和市场负面清单管理,然后用正面清单监督政府。明确规定政府该做什么,你在这个范围里履行职能,而且要履行好职能。
 
  这个意思在三中全会公报里面也有,就是要各级政府拉出它的权力清单。这个权力清单是你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要监督它,你要做的事情要做好。政府在社会和市场上起的作用:我们基本的划分是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好定价的,一些公共的东西没法儿用市场的方式加以并购,公共机构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比如说制度、秩序、法制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公共品,而且必须是公共品,它是每个人都要消费的,你不能刑不上大夫,必须每个人都在这个制度上,这种秩序才能加以巩固。加上基础设施、加上城市化、加上一些公共性的社会保障机制,政府确实有很多的职能。
 
  这样一个正面清单,首先起到监督的作用,根据正面清单,哪个已经履行职责?哪个你没有很好地完成清单的要求?我们可以拿着清单对照它,你不能板着脸子,你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做或者是打折扣。
 
  第二个功能是有了清单,就明确了清单之外的事情你是不可以做的,你不能随意加职责。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情况下,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很多改革,政府也放了很多权。但是后来,既得利益的作用很多地方慢慢地政府的权力在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在膨胀,原来不做的事情也变成可做了,原来说是小政府慢慢又变成了大政府。所以这次我们要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来限定政府的职能,怎么了约束政府的行为,真正来监督政府,让他该做的事情做好,不要再越位、越权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各种对市场、对企业、对个人的控制行为。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政府一直在各方面都是强势的态度。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也需要政府做很多事情。我们谈基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并不否定需要政府,而且需要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政府,需要一个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能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我们要吸取更去几千年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要有约束、也监管,不能老说监管市场、监管企业,我们也要监督政府,要有一个清单和有明确的界限来监督政府。
 
  所以,我说第一句话应该是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用正面清单监督政府。当前一个重要的正面清单就是如何贯彻现在的改革决议、改革方案。大家都一直公认这次的方案是比较详细的、比较实在的,正如刚才李扬院长所说的。我说现在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监督政府来做。因为改革这件事情是政府要做的,因为它是制定和运行这些制度的公共机构,政府本身就是公共机构。
 
  第一步如何贯彻它?要拿着决议对照各个部门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果它已经成为法律了,过去从法制完善的角度,逐步地很多的政府法规都变成了法律了,如果是法律政府应该根据新的改革的方式把过去体现既得利益或者是体现不符合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些法律要修订。如果涉及到你这个部门的一些规章制度和调控行为,要列出清单来限期改革。
 
  而这个清单要对决议改革的方案进行全分解,不能有哪一项没有人拿走,没有人对照,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定得有人认这个账,这是我这个部门的,必须要全分解。有的还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部门我们可以有一个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中央层次上的协调机构了,这个协调机构协调各部门,只可重复不可漏掉。
 
  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照这样的清单,就要有现实、要有监督、要有评估机制,才能使我们这个改革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说一说,最后又不了了之。
 
  改革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原则提出了以后需要有人运作,这是政府职能而不是市场职能,你必须要做。所以,我们就用正面清单来监督政府,在现实条件下一个非常实际的、有现实意义的对政府的监督,就是像当年加入WTO的时候,各部门对照WTO的表,各单位都制定一个清理过去的规章制度的改革清单。我希望现在各个政府部门都能拉出这样的清单,真正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是正面的清单、该做的事情、该做的改革真正贯彻下去,才能进入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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