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革”后，可能很多人很有钱，但未必有品味。贵族品味和优雅生活状态已经消失了。细节决定气质，有时会觉得这些很迂腐，但你天天看着它们，确实会有影响。

　　清末著名人士杨度的曾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著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异》等著作，新出了一本谈古论今的随笔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杨念群，49岁的他，自诩是大陆历史学者里长得最帅的一个。“难道这还有疑问？”他狡黠地眨了眨眼。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知道“百合”、“腐女”，喜欢京剧皮黄跟帕慕克的小说，顺便还能扯一段葛优的电影台词，总之，完全不像个沉浸书斋，只跟古人打交道的人。

　　近日接受采访，他点评了若干历史学家。杨念群把易中天和龙应台，都归入“历史小清新”一类，认为他们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在历史这个重大问题上“三观不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杨念群表示，对其写作手法、传播知识的技术非常钦佩，但对黄仁宇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不能认同。

　　没用就是历史最大的用处

　　杨念群是清末著名人士杨度的曾孙，外婆梁思庄的父亲则是更加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念书的时候，家人不赞同杨念群读历史，希望他搞搞物理化学，免得将来做“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却坚持，因为打小就在祖父书房里看书，《史记》、《汉书》，不管懂不懂，就捧起来看，兴趣已经扎了根。

　　他说：“我搞别的会很痛苦，还不如死了算了。”

　　1980年代恢复高考不久，杨念群回忆当时学校氛围，“以前最优秀的学生都是文史哲的，大家完全凭借一腔热情和兴趣。我们当时就是想学，不管有用没有。”

　　等杨念群读完博士，当了教师，他发现后来的学生跟当年的不一样了。

　　他最烦的就是学生提出终极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他答不出来，然后心中无名火起，气急败坏地骂街：“没用就是TM历史最大的用处！”

　　骂完之后，他就特别沮丧。他认为历史是无用之用：“说大点，民族的气质是靠文史哲来培养的，否则出去就是大款暴发户，吆喝着买名牌，基本素质让人看不起，一帮土老冒扫货。”

　　现在他反而没那么大火气，杨念群不再用要求自己的标准要求学生。他觉得自己的职业和兴趣是高度合一的，历史就是他生命的表达。但是许多人的职业和兴趣是分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现在他经常劝学生：“首先要很虚伪地把学位拿下来，哪怕是很虚伪地骗到手，然后再做自己的事情。连个学位都骗不到，平台也没有，怎么可能做你自己的事情？”

　　读于丹的人，永远只读于丹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随笔作家，杨念群希望他的新书能卖得稍微好一点。此前他写的都是学术作品，卖得最好的是《何处是“江南”？》，讲明末鼎革之后，江南的读书人如何逐渐被迫承认清朝君主的“道统”。这本书销量上万，在学术书里相当可观。

　　易中天算他的同门，差不多是搞历史的人中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者。杨念群说：“就他那点东西，我可以比他写得更快更好，那是快餐的东西，有一定传播和启蒙作用，但是你要提更高的要求。”

　　他把易中天和当年明月，甚至龙应台，都归入“历史小清新”一类。所谓小清新，就是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的，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总而言之，在历史这个重大问题上“三观不正”。

　　他说不能指望这些取悦大众的书能够引领大众入门。曾经很多人对于丹就抱着这样的期望，希望人们读了于丹之后，进而多读经典，但是后来他发现，读于丹的人，永远只读于丹。

　　但是杨念群又觉得，历史不应该是搞学问的小圈子，而应该是面对大众的学问，“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也得抽空写一些通俗文章，既要展示历史的趣味和细节，也要洞察深层意义。

　　这种矛盾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杨念群的生活里。他研究学问，也钻研如何写得好看以便传播；他做清代历史，也看《甄嬛传》。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那到底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他笑说：“当然是清代。”因为清代的统治者最会折磨、糟蹋读书人，让人活得毫无尊严，知识分子都学会了“思想自宫”。

　　对话

　　黄仁宇写历史的手法我很佩服，但对他的历史观存在质疑

　　问：你书里批评了很多作品，既有龙应台，也小清新。那你认为现代人要读什么历史作品呢？

　　杨念群：读历史首先要有好作品，（它应该）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观。当年明月也是小清新，他给人快乐却不能引人深思，消费性很强。龙应台是一种高级消费，但是她的历史观是成问题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浅薄，她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好的作品）首先具备非常优秀的历史观，再用敏锐、优美的方式表达。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有个深层的历史观支撑，对明代的历史、财政、政治非常了解，转化成非常漂亮的形式，但一般人做不到。

　　问：你在书里也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

　　杨念群：那是台湾学者评价的。我对他感觉非常复杂。我肯定他历史观的训练，文笔也非常优美。但我对他的历史观是质疑并反对的。历史观好坏不说，见仁见智。（他认为）想整个改变社会，必须数字化管理，但是他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太靠道德和伦理，所以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个经济人、工具理性的人，这个我不能接受。他的基本前提是有问题的，非常坏。现在为什么我们谈儒学，谈国学，有时候传统的因素是可以转换的，只是我们现在转换得不好，但不意味着这些都是垃圾。“五四”以来一直在反这个，反过头到了“文革”。

　　黄仁宇书里认为，皇帝和官僚、人际关系、道德评价都坏掉了，王朝就烂掉了，明朝就灭亡了。我对这个结论是质疑的，你把它归结于道德评判果真有效吗？中国确实是靠道德的，它完全是垃圾吗？

　　但我对黄仁宇写历史的手法、传播知识的技术是佩服的，国内写手无人能及。（我）对中国历史写作很失望，大家完全是呆在高校里面写论文，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专门。但流行的读物缺乏有个性的历史观，哪怕是丑陋的历史观。

　　问：一个学者在面向市场的时候，会有什么顾虑吗？

　　杨念群：我们写学术文章，它不要通过市场展现自己的价值，大家都有一个圈子，受到圈子里的人认可就可以。但现在随着时代变化，这个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比如通过网络、媒体传达你的知识，让大众接受。问题是，在传递中怎么保持自我和独立性。现在很容易被大众引导，因为要炒粉丝，要扩大知名度，很容易把自己品味降低了，变成大众所接受的程度，这个是危险的。

　　问：你一直在强调历史培养民族气质，什么样的气质？

　　杨念群：温良恭俭让。经历过“文革”后，可能很多人很有钱，但未必有品味。贵族品味和优雅生活状态已经消失了。细节决定气质，有时会觉得这些很迂腐，但你天天看着它们，确实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