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革”后,可能很多人很有钱,但未必有品味。贵族品味和优雅生活状态已经消失了。细节决定气质,有时会觉得这些很迂腐,但你天天看着它们,确实会有影响。
清末著名人士杨度的曾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著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异》等著作,新出了一本谈古论今的随笔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杨念群,49岁的他,自诩是大陆历史学者里长得最帅的一个。“难道这还有疑问?”他狡黠地眨了眨眼。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他知道“百合”、“腐女”,喜欢京剧皮黄跟帕慕克的小说,顺便还能扯一段葛优的电影台词,总之,完全不像个沉浸书斋,只跟古人打交道的人。
近日接受采访,他点评了若干历史学家。杨念群把易中天和龙应台,都归入“历史小清新”一类,认为他们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在历史这个重大问题上“三观不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杨念群表示,对其写作手法、传播知识的技术非常钦佩,但对黄仁宇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不能认同。
没用就是历史最大的用处
杨念群是清末著名人士杨度的曾孙,外婆梁思庄的父亲则是更加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念书的时候,家人不赞同杨念群读历史,希望他搞搞物理化学,免得将来做“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却坚持,因为打小就在祖父书房里看书,《史记》、《汉书》,不管懂不懂,就捧起来看,兴趣已经扎了根。
他说:“我搞别的会很痛苦,还不如死了算了。”
1980年代恢复高考不久,杨念群回忆当时学校氛围,“以前最优秀的学生都是文史哲的,大家完全凭借一腔热情和兴趣。我们当时就是想学,不管有用没有。”
等杨念群读完博士,当了教师,他发现后来的学生跟当年的不一样了。
他最烦的就是学生提出终极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他答不出来,然后心中无名火起,气急败坏地骂街:“没用就是TM历史最大的用处!”
骂完之后,他就特别沮丧。他认为历史是无用之用:“说大点,民族的气质是靠文史哲来培养的,否则出去就是大款暴发户,吆喝着买名牌,基本素质让人看不起,一帮土老冒扫货。”
现在他反而没那么大火气,杨念群不再用要求自己的标准要求学生。他觉得自己的职业和兴趣是高度合一的,历史就是他生命的表达。但是许多人的职业和兴趣是分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现在他经常劝学生:“首先要很虚伪地把学位拿下来,哪怕是很虚伪地骗到手,然后再做自己的事情。连个学位都骗不到,平台也没有,怎么可能做你自己的事情?”
读于丹的人,永远只读于丹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随笔作家,杨念群希望他的新书能卖得稍微好一点。此前他写的都是学术作品,卖得最好的是《何处是“江南”?》,讲明末鼎革之后,江南的读书人如何逐渐被迫承认清朝君主的“道统”。这本书销量上万,在学术书里相当可观。
易中天算他的同门,差不多是搞历史的人中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者。杨念群说:“就他那点东西,我可以比他写得更快更好,那是快餐的东西,有一定传播和启蒙作用,但是你要提更高的要求。”
他把易中天和当年明月,甚至龙应台,都归入“历史小清新”一类。所谓小清新,就是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的,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总而言之,在历史这个重大问题上“三观不正”。
他说不能指望这些取悦大众的书能够引领大众入门。曾经很多人对于丹就抱着这样的期望,希望人们读了于丹之后,进而多读经典,但是后来他发现,读于丹的人,永远只读于丹。
但是杨念群又觉得,历史不应该是搞学问的小圈子,而应该是面对大众的学问,“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也得抽空写一些通俗文章,既要展示历史的趣味和细节,也要洞察深层意义。
这种矛盾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杨念群的生活里。他研究学问,也钻研如何写得好看以便传播;他做清代历史,也看《甄嬛传》。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那到底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他笑说:“当然是清代。”因为清代的统治者最会折磨、糟蹋读书人,让人活得毫无尊严,知识分子都学会了“思想自宫”。
对话
黄仁宇写历史的手法我很佩服,但对他的历史观存在质疑
问:你书里批评了很多作品,既有龙应台,也小清新。那你认为现代人要读什么历史作品呢?
杨念群:读历史首先要有好作品,(它应该)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观。当年明月也是小清新,他给人快乐却不能引人深思,消费性很强。龙应台是一种高级消费,但是她的历史观是成问题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浅薄,她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好的作品)首先具备非常优秀的历史观,再用敏锐、优美的方式表达。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有个深层的历史观支撑,对明代的历史、财政、政治非常了解,转化成非常漂亮的形式,但一般人做不到。
问:你在书里也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
杨念群:那是台湾学者评价的。我对他感觉非常复杂。我肯定他历史观的训练,文笔也非常优美。但我对他的历史观是质疑并反对的。历史观好坏不说,见仁见智。(他认为)想整个改变社会,必须数字化管理,但是他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太靠道德和伦理,所以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个经济人、工具理性的人,这个我不能接受。他的基本前提是有问题的,非常坏。现在为什么我们谈儒学,谈国学,有时候传统的因素是可以转换的,只是我们现在转换得不好,但不意味着这些都是垃圾。“五四”以来一直在反这个,反过头到了“文革”。
黄仁宇书里认为,皇帝和官僚、人际关系、道德评价都坏掉了,王朝就烂掉了,明朝就灭亡了。我对这个结论是质疑的,你把它归结于道德评判果真有效吗?中国确实是靠道德的,它完全是垃圾吗?
但我对黄仁宇写历史的手法、传播知识的技术是佩服的,国内写手无人能及。(我)对中国历史写作很失望,大家完全是呆在高校里面写论文,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专门。但流行的读物缺乏有个性的历史观,哪怕是丑陋的历史观。
问:一个学者在面向市场的时候,会有什么顾虑吗?
杨念群:我们写学术文章,它不要通过市场展现自己的价值,大家都有一个圈子,受到圈子里的人认可就可以。但现在随着时代变化,这个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比如通过网络、媒体传达你的知识,让大众接受。问题是,在传递中怎么保持自我和独立性。现在很容易被大众引导,因为要炒粉丝,要扩大知名度,很容易把自己品味降低了,变成大众所接受的程度,这个是危险的。
问:你一直在强调历史培养民族气质,什么样的气质?
杨念群:温良恭俭让。经历过“文革”后,可能很多人很有钱,但未必有品味。贵族品味和优雅生活状态已经消失了。细节决定气质,有时会觉得这些很迂腐,但你天天看着它们,确实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