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到山东淄博出差，作为一名改革人，自然不能不去参拜有“中国改革第一人”“春秋第一相”之称的管仲，亲炙其墓园雕像和遗址遗迹，了解其生平、事功和思想，感悟改革精神，以期获得启发，更好服务于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大业。

　　历经磨难终成器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颍上人。管仲家世显赫，但到他出生时已然破落，这种出身，一方面，会激发志存高远，干就一番事业，恢复家族荣耀的抱负;另方面，现实的贫困、坎坷、屈辱，则会培养坚韧不屈、积极进取的精神。管仲的早期成长奋斗是极为不顺的：合伙经商赔本、外出做官被逐、当兵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有句话说，凡是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管仲显然是生活的强者，他在动荡的时局、生活的磨砺中积累了处世经验，锻炼了明察时局的能力，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综合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这为后来治齐理政、全面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好友鲍叔牙的砥砺、激赏和大力举荐。

　　管鲍之交难再有

　　关于管鲍之交，最好的描述就是他们二人的现身说法。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当管仲深陷牢狱，齐桓公欲委相于鲍叔牙时，鲍叔牙力荐管仲：“治理国家，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仲：宽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气倍增，我不如他。”齐桓公被鲍叔牙的真情、忠心和利弊分析所打动，于是弃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为相。后来，管仲临终与齐桓公论相时没有推荐鲍叔牙，而是举荐了隰朋，不久，隰朋也病重并驾鹤西去。无奈，齐桓公只得启用鲍叔牙为相。然而，鲍叔牙确实没能力挽狂澜，也没能管住易牙、竖刁、开方三人，让齐桓公霸业终结。由此可见，管仲对鲍叔牙是非常了解的，其举荐同样体现了以国家社稷为重。后人有联赞曰:“交友交心，人生难得一知己;让金让相，天下至纯二楷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伟大的友谊，也是为国为民!此种深情高谊，千古以来，又有几人?

　　改革伟业多创举

　　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得，使管仲的经天纬地之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齐国乃至春秋争霸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活剧。管仲改革目标明确，内容包罗万象，礼德法并用、农工商并重，创举百出，不少举措为后世所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

　　首先，坚定称霸诸侯的改革目标。管仲为相初，在与齐桓公的“祖庙对策”中，鲜明亮出“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两条道路，坚定了齐桓公称霸的改革目标。政治上，齐国竖起“尊王攘夷”的大旗，联合北方各诸侯国共同对抗少数民族犬戎的侵扰，不仅得到周天子的信任和其他诸侯国的拥戴，获得对外用兵的理由，某种程度上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根基，使得华夏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叹，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外交上，奉行“亲邻国”的政策，为齐国的霸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他行政、经济、社会、军事等改革举措也围绕争霸而出台，根本上服从服务于诸侯争霸的需要。

　　第二，行政管理和区划调整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参国伍鄙”，都城及附近地区称为“国”，其他地区称为“鄙”。“国”下设乡、连、里、轨等行政序列，“鄙”下设属、县、乡、卒、邑等行政序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常备军，推行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体制;建立中央官制，首创宰相制度，设置“五官”(大行：外交长官，大司田：经济长官，大司马：军事长官，大司理：司法长官，大谏：监察长官)辅助相国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同时对社会实行“四民分业”(士人、农民、工匠、商人)分类管理。这项改革彻底改变了以宗法分封制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制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确保了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是其他改革措施得以推行的基础。

　　第三，土地赋税制度改革。推行“均地分力”的土地制度与“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制改革，事实上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国家将掌握的各类土地平均分配到劳动者手中，以期最大程度实现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富国与富民的统一。

　　第四，财政制度改革。齐桓公为成就霸业而花费的战争支出、外交支出和养士支出是巨大的，仅靠土地税收的增加根本无法弥补，但又不能增加百姓的负担，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渠道，管仲创造性地推出“官山海”与“设轻重九府”的财政制度改革。“官山海”，即“盐铁专营”的前身，通过政府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轻重术”，后来发展演变为“平准策”，通过调控物价以获利，这两项改革为齐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被后世财政改革所继承，成为古代解决财政困难、增加政府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五，商贸管理制度改革。管仲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加速商品流通，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百姓生活，推动生产发展，进而增加税收。为此，齐国实行灵活的招商引资政策，推行“驰关税之征，五十而税一”“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等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客舍和驿站，为来齐国的商贸人士提供专业服务;在齐国宫殿外设立官方妓院，并征收重税，当属配套政策，此举遭到后世非议;等等，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还把粮食当作武器，服帛降鲁梁、买狐皮降代国、购鹿灭楚等，屡试不爽，可谓贸易战的鼻祖。

　　第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颁布“九惠之教”，也就是推行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等九项惠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措施，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和谐，使改革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

　　第七，国家治理模式改革。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这里的“法”比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更广泛，集中在授爵、选官、赏赐、刑罚等“国家制度”层面，核心是要求君主从之前的“依靠个人行为治国”，转变为“依靠国家制度治国”。《管子》阐述的法家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比如，指出“法”能够施行的前提是：立法慎重周密、赏罚力度到位、执行公正服民、君主带头遵守。这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在“人治”的方式上有所改进。

　　第八，人才选拔制度改革。管仲对人才的重视，主要是从诸侯争霸和政权稳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为确保人才源源不断，理念上主张“以道招之”，“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待遇上不计成本，“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举措上开创“三选”之法，通过乡选、官选、君选逐级推荐、考核人才，这是后代察举制和科举制的雏形;还设立“啧室之议”，广开言路，择善而从，使改革“与俗同好恶”，齐国因此选用了一大批治国人才。

　　后世景仰“三不朽”

　　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迅速走上强盛之路，并以其对人性、社会和时势的深刻洞察，在争霸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作支撑，成就了齐国春秋首霸的千秋伟业。

　　梁启超是第一个以现代眼光评论管仲的人，誉之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之最大政治家”“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管仲的思想深刻而务实，今天我们熟悉的以人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都出自《管子》。可以说，管仲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方法、从道到术的全能式人物，其功业和思想穿越古今，影响深远，实乃中国古代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第一人。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引起齐国朝野上下巨大悲痛，人们把他安葬在都城临淄城南的牛山上，树立起高大的石碑，纪念他的巍巍功德。

　　管仲生活奢侈，富可敌国，孔子对其提出“不俭”“不知礼”的批评，然而老百姓并不认同，认为只要为强国富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生活好一些，并无不妥。但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齐国君臣的豪华奢侈，滋生出整个社会的贪图安隐之心和奢侈之风，直至齐国灭亡，此种风气都未能扭转。与之对比的是，齐国另一位贤相晏婴以力行节俭和廉政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