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地域精神，不能不讲学术。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于湖南而言，学术思想传统的总称是湘学。概而言之，湘学是对“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兼顾和整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纵览湘学的渊源、形成、演变、发展，有着显著的吐纳百家、综合创新、变革图强的特点，这在湖湘大批先进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通过其学术思想和事功活动强化了这个特点。不论是从屈原、贾谊到柳宗元，从周敦颐到胡宏和张栻，还是从王夫之到魏源和曾国藩，都具有一种广阔的文化胸怀，敢于和善于吸收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应时势、发明己意，创造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从而丰富湖湘文化乃至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宝库。

　　精神是有其源头的。从渊源来看，荆楚文化对宇宙的无穷想像，对自然之道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湘学重要的思想源头。春秋时期，贬谪沅湘的屈原，深受荆楚地域文化影响，《天问》等辞赋充满了对天地的上下求索和追问;西汉贾谊谪宦长沙三年期间，在《鵩鸟赋》等文章中深入思考了天地宇宙的变化无常和宇宙法则的必然趋势，这逐渐形成了探索求知的湖湘学术内核。到了唐代，贬谪湖南的柳宗元、刘禹锡分别撰写了《天对》《天论》，继承屈原对宇宙的求索精神，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屈贾流风泽被三湘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潇湘士子。

　　具有比较严格的学理和学术传承意义上的湘学，实际上始于宋代。周敦颐立足儒学而又大量吸收、融合佛家与道家的思想成果，会通诸家而推陈出新，创立“濂学”，其《太极图说》仅249字，以“太极”为核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通说》2832字，以“诚”为核心，为理学建立了道德本体论，从而突破汉唐以来旧儒学的束缚，为日渐式微的儒学创建了新的阐释架构及宇宙论体系，后来经过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周敦颐本人也被公推为宋代理学的开山之祖，到了南宋时期，人们认为“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作为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宏，敢于创立新说，提出了与朱熹的“理本论”和陆九渊的“心本论”不同的“性本论”，主张性体心用，反对以善恶论性，强调人欲和天理不可分离，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影响深远。其弟子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邀朱熹讲学，开千年立坛会讲之先河，树立了自由宣讲、讨论辩驳、求同存异的治学典范。正是因为这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学风、精神和气度，造就了湘学的兴盛，湖南也有了“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美誉。

　　王夫之继承了湘学创新精神的优良传统，明确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方针，善于广收博取，不仅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按照“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路径，对佛家和道家等学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吸收，由此创造出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此外，他也积极学习、吸收在明代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对近代的天文学知识有所涉猎和了解，为近代湖南人向西方学习开了一个好头。

　　晚清以将，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一大批湖南先进人物在继续探求经世实学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学风、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国家才有出路。这带来湘学学术思想的嬗变，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体现了湖南人在面临重大考验时变通以求生存的顽强生命力。

　　作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主张与时俱进，师古而不拟于古，编纂《海国图志》，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尤其强调“变”，但变的标准要遵循利民、便民的原则，否则就无需变革，至今仍给人深刻的启迪。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融会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躬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大力兴办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最先向西方学习。西学先驱郭嵩焘，“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由开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倡导维新变法，创设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使当时的湖南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黄兴、宋教仁等人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将西方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人开始了从思想文化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的精神气象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时代潮流浩浩汤汤，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具有创新基因的湖南人要继承发扬湘学中的创新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前列，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