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农村基层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从检验评估的视角，脱贫收官将为农村基层各项工作制度的定型完善提供契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需要处理好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收官对农村自治层面的制度水平、基层政府提供的外部保障机制而言都是一次系统检验、梳理与调试。这首先体现在，收官要求将以往工作以规范化方式进行呈现，对档案、材料、数据等的标准化整理体现了治理手段的理性化，这正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其次，作为全面总结，收官之战将使得来自中央、省市级行政力量以及专业性第三方评估等代表的社会力量直接面向基层制度末梢，这将有助于实现制度自下而上的传导捋顺。再次，与收官配套建立的责任体系与问责机制正是能够长久发挥效用的重要制度内容。
基于这种理解，一方面，应借助收官加深对实际脱贫效果与背后的制度、政策之间的关联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将对扶贫干部的考察考核转移到对工作体制机制的考量评估上;另一方面，应注重总结在冲刺、动员过程中基层为提升工作效率而进行的制度创新、领导班子权责再划分等，并以总结定型的方式进行延续。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判断并认清基层制度空转现象与形式主义的制度性根源，并进行相关的制度变革以抓住这一缓解形式主义的机会窗口。
淬炼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队伍
在冲刺、动员状态下，处于工作核心地位的基层党组织任务艰巨，但也正是在收官期间领导组织密集任务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无疑能够得到淬炼。具体而言，一方面，收官检验评估将有利于督促党组织建设，推动“四议两公开”等工作机制的扎实落实;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工作将使得作为工作执行主体的基层党员干部全方位、频繁与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这有助于提升党组织和党员威信、影响力，同时也将创造改善干群关系的良好机遇。在前期长时间工作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扶贫干部与群众之间将形成特殊心理连接，好似有着一起进行长跑而即将迈向终点的共情体验，而在集中性补齐短板弱项、有针对性解决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也在客观上会使党员干部面对群众诉求的集中表达。
因此，在党组织与人才队伍建设上，应把收官与推进村党组织建设联系起来，使得二者互为推动补充，同时将考验锻炼党员干部、村后备力量作为一系列相关工作的目标，建设一支能够推动乡村治理的引领力量，真正培育乡村治理的内生领导动力。而在改善干群关系上，应在这种特殊的连接感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在收官期间让各方行动者——无论是上一级政府，还是社会力量，形成改善基层干群关系、拉近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距离的合力。同时，收官阶段还应注意培育基层群众的监督意识，以制度化而非运动式、家长式来鼓励群众表达诉求，建立合理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从而能够让群众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真正占据主体地位，提升参与感。
增强县乡村在乡村治理中的协同性
收官期间，基层动员状态展现了县域范围内信息、资源的高效流动，诸多议事沟通方式、资源配置形式、责任分包机制等都有可能成为工作机制的创新点。从整体结构上看，收官期让县、乡、村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强力推动了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在县乡统筹之下，村一级被有效纳入整体治理框架之内。比如，各种形式的联村、包村、联户机制让县、乡行政力量直达村庄，而进入强动员的收官期后，这种县乡村协同性被大大提升。并且，这种协同的目标旨在针对村内部事务，无论是为了达标而冲刺还是为了通过检验评估，理想状态下将与乡村自治并行发展。这种紧密联系及扁平化趋向，对于增强乡村治理中的县乡统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这种治理协同性，推动建立相关协同治理组织、体制机制创新，并将这种协同性在更大范围(如省市级层面)内延展，实现更高层次、更具效能的统筹。
构建更有凝聚力的乡村共同体
脱贫收官的系列举措带有相当的全面普查性质，从而将村民个体都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村内常住人口与外地务工人员等界限在某些时段能被打破，信息统计、政策落实、远程访谈、整村整组评估等都将直达个人。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村民个人的集体认同将不断得到强化，自身归属于某村某组的信息声明，以及带来的实效将反复呈现，从而“再现”乡村共同体。
因此，应在收官期适时引导乡村文化建设，重铸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在这个阶段可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活动、创作文化标签、打造文化项目或品牌等，顺势进一步推动村民对于本村的精神认同感，尤其是对返乡精英、村内干事创业能人的认同构建。同时，精神认同与良风美俗将互相促进，应注重对后者的引导，在收官过程中尤其要加强对“志智双扶”政策包含的系列举措、成效的强调，不能让评估验收或最后的冲刺仅仅停留在物质甚至是数字层面，尤其注重对精神风范的考评。正好比年关外出人员返乡之际有机会调动更多村民共同参与治理一样，收官正是在精神意义上提供了这种机遇，应注重利用目前已形成脱贫攻坚战即将胜利的良好氛围，在精神意义上不断强化乡村共同体，从而推进治理意义的“乡村”概念完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