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几千年的改革史来看，大体上有这么几条改革逻辑。第一，改革逐步朝着产权私有化、个人自由化、操作简便化的方向发展。这条脉络是清晰的。比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实现了产权私有化。再如，直到封建社会中期还残存的奴婢制度渐渐废止，人更加解放，实现了个人自由化;通过“初税亩”到“两税法”，“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税收最终实现了由劳役税到实物税再到货币税的转变，由对土地和人征收变为只对土地征收，不仅操作更加简便，人也慢慢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才有了宋代工商业的大发展和明清资本主义的萌芽。

　　违背这个改革逻辑，必然会遭到失败，最突出例子的是王莽改制。王莽掌握政权后，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推行土地国有化。而土地私有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国有化根本行不通，这项政策推行三年后不得不被废止，实际上在当时也未被真正施行;另一方面，王莽改制的一些措施非常繁琐，不仅增加了成本，也让官吏和百姓无所适从。比如，币值改革七年进行了五次，先是废除汉代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后来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匹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再如，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更改地名，这些措施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一点帮助，却徒增烦扰。虽然王莽改制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但却找到了病根，开错了药方。用柏杨的话说，就是虽然“用心良苦”，却是“脚步向前走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关于产权私有化，为答疑释惑，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政策的大方向是推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土地政策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家庭长期承包，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充分赋予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对这一决策进行具体化落实。我们只有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长镜头来思考，才能充分把握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历史逻辑、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于改革的操作层面，当前改革推进中对此颇有议论，意见较多的是搞繁琐哲学。其表现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抓不住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每年上百项改革举措，而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不多;二是具体到每个改革方案，条款多、字数多，但有用的“干货”“大招”不多，成色不足，而且难以执行。古代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说法，而对刘邦进入咸阳之后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大加赞扬。当然也不是说改革操作越简单越好，而是要尽可能的在法纪的底线、红线、高压线与改革目标的高线中，为创造性落实留出更大空间。我省推出的“市州重点工作绩效评估改革”把握了操作简便化的要义，将原来复杂的考核事项浓缩为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党的建设、社会和谐安定四个方面、17项具体指标，导向明确、重点突出、简便易行，避免了什么都考核，什么都考核不到的情况，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改革的方向往往是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相反。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决定改革方向。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什么?2001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自从秦汉时期实现统一之后，统一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也是最独特最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已经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朝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目标努力。北魏孝文帝改革，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后来的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努力实现民主和集中、放活和统一、强国和富民之间的均衡，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改革大多采取渐进式的路径。从大的方面来说，改革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激进改革，一种是渐进改革。鉴于激进改革短期利益调整巨大、社会变动剧烈(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叶利钦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改革家一般采用震荡较小的渐进改革。不过，渐进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在核心问题上突破迟缓，温水煮青蛙，条件好的时候不想改，容易错失改革良机。清末新政就在利益集团的阻挠下一拖再拖，等到下定决心要改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枪声已经震耳欲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路线，蹄疾步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不过也存在改革动力不足、有些重大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渐进改革的实质在改革，要领在“渐进+增量+试点”，决不能把旧体制的内容和新体制的形式捏在一起搞“过渡措施”的假改革。曾经一段时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在最需要充分流动的市场上限制流动，在最需要竞争的市场上实行审批，在最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作出倾斜，导致改革进展缓慢。这是要深以为戒的。

　　第四，改革推进一般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到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百多年前严复所说的：“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史学家余英时曾就此提出改革的“转石效应”，即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相对来说，经济改革容易一些，改革土地、税收等既能防止土地兼并，增加中央政府收入，又不至于动摇反对势力的根本利益。但是经济改革改到深处，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也搞不下去，就是说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是走不稳的。然而，政治改革是要反对派的命的，古代的许多改革改到政治就夭折了。比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改革恩荫制度、科举制度，裁汰冗官冗员等，遭到激烈反对而失败。改革要从易到难，步步深入，取得最终成功，既需要成熟的客观条件，也要求改革主持者必须具有强大的权威和坚定的意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和风险挑战，如何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名改革人，一时心绪难平，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光荣。有诗为证：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