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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治学之道:学术研究要“求异存同”

发稿时间:2023-07-27 09:34:3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余丽平 何兵兵

  学人小传

  孙冶方(1908—1983年),中国经济学家。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9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懈努力,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孙冶方全集》。

  孙冶方自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见解,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使理论能为实践服务”

  作为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孙冶方非常注重基本功。他认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功应包括读书和调查研究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理论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一方面,孙冶方非常重视理论学习,他说:“研究政治经济学,不抠概念是不行的,概念不清,会误入歧途。”还强调抠概念就要系统地读文献,不仅要读经典著作,而且要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著作,读现代作者的著作。孙冶方在《也谈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要提倡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要提倡读《资本论》,不但对青年,就是对老年,都要提倡一遍、二遍、三遍、四遍地读《资本论》,读马列原著。”但孙冶方从不迷信书本上的“条条”,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判断各种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敢于从“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剔出“假货”,剔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按中国国情去检验“舶来品”的真伪和适用性,在批判和独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孙冶方强调:“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生搬硬套……我们既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另一方面,孙冶方非常重视实践。他主张经济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农村、工厂、商店,同农民、工人、店员,特别是同做财务会计工作、计划统计工作的同志交朋友,体验实际生活,做些典型调查。1955年,孙冶方被调到统计局担任主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村统计的副局长。第一手的统计资料为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养分。孙冶方指出:“到统计部门,虽然时间很短,不过两年多,但对我学习经济学来说却是得益非常之多。因为在这里不仅接触到一般的实际,而且接触到综合的资料……从许多方面来说,统计部门是学习经济学的好地方。”

  “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是孙冶方身上宝贵的品质。在一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孙冶方强调要重视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当场有人问他:“那么,你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依据的是什么规律?”孙冶方脱口而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在经济理论问题上,只要是经过反复研究、深思熟虑,孙冶方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他都敢于坚持。他说:“我长期坚持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成了我坚强的精神支柱,帮助我战胜了一切困难。”孙冶方强调自己“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他还说:“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孙冶方认为摸风向、探气候的学术风气是不可取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一书中,他批评这种现象:“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倒的‘风派’人物,这些同志并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孙冶方强调,研究经济学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富国裕民,是用经济学来为人民服务。

  “允许批判,也允许反批判”

  “双百”方针是党和国家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孙冶方也深知学术自由的宝贵,他一向主张“搞理论,搞学术研究不能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而要采取‘求异存同’的办法”,提倡同别人进行指名道姓的争论。

  在学术讨论中,孙冶方虚怀若谷,注重平等待人。对于学术界晚辈、年轻人的登门拜访,无论识与不识,孙冶方都尽可能竭诚接待、听取意见,尽管花费许多精力,但他乐此不疲。对于青年人所写的文章,其主张只要有三分新意,便要尽量提供发表机会。他提倡学术民主,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真心诚意欢迎别人对他的观点提出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自己认为应该补正的学术观点。例如,他曾一度否定奖金的作用,但当他认识到这个观点不正确的时候,就公开作了修正。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界新人,为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孙冶方主张在学术问题上要提倡点名的批评和反批评,认为要提高整个经济学界的科学水平,就应该来个大点名、大批评、大反批评。他强调:“有不同意见互相点名批评,经济学园地也就热闹了,站得住脚的观点不怕别人点名批判,站不住脚的观点,别人点名越早,对你的帮助越大。”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只有在争论中才能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真理并不害怕批判,它只会越辩越明。在《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孙冶方指出:“求同存异,这是外交和统一战线中所应采取的一条原则。但是,如果在科学研究中也讲求同存异,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研究和讨论了,科学也就不会前进了。我主张科学研究应该是存同求异,互相找差异,正确地开展争论。这样才能把科学水平渐渐提高起来。”1981年,经济学家巫宝三给孙冶方写了一封信,以笔谈的形式对其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孙冶方看到批评意见后非常高兴,鼓励对方写文章刊发,并将来信发表在《科研简报》上。直到临终前,孙冶方还表示希望后人对他的经济学观点进行评论,在遗言中写道:“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孙冶方这种开放求是、吸纳灼见的治学态度,求异存同、宽厚包容的博大胸怀,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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